伴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放管服”理念方兴未艾。“放”、“管”，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意在通过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减少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事前干预，强调发挥事中与事后的监管作用，进而扭转部分领域存在的行政许可中心主义思维。“服”，即优化服务，意味着行政管理要改变单向度的威权压制思路，转向协商合作、激励引导，突出过程治理的思维，减少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威权处分行为的依赖。由是，行政管理的重心由上游、下游向中游靠拢。行政检查作为典型的中游过程性行政行为，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实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关键环节。于此同时，社会管理领域渐渐兴起一种信用治理的思维，即通过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奖惩机制，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当这种信用治理思维被运用到行政检查中去，加以完善优化，便孕育出一种独特的行政执法模式，可以称之为“行政信用评级执法模式”。在这样的模式里，行政机关依靠行政检查行为引导社会成员树立信用意识，同时又借助信用机制运行提升行政检查行为的影响力，信用与检查相互成就，实现过程治理与合作治理的双赢。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国内外文献综述、论文的创新点等内容。　　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行政检查中心化”的执法理念。从它提出背景，建设思路，以及实现契机进行论证。　　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行政信用等级评价执法模式”的基本构成。结合行政执法实践，通过界定“行政信用等级评价执法模式”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并分析手段和特征，总结归纳出该模式的基本构成。　　本文的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行政信用等级评价执法模式”对行政检查启动标准的构建。它通过“单盲”的随机标准以及“相当可能性”标准保证了行政检查的公平与高效。　　本文的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行政信用等级评价执法模式”实现行政执法重心向检查行为转移的机制。它通过等级引用、信誉机制、公众参与、标准规制等机制，弱化处罚、强制等高权行为的作用，强化检查行为的影响。　　本文的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行政信用等级评价执法模式”的潜在困境与司法审查。通过对信用等级评价行为的可诉性判断、判断余地的认定与审查例外，解决信用等级评价潜在的管制俘虏、许可异化、过度引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