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土耳其1959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已经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等待,直至今日土耳其加入欧盟仍是一个热门话题。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整个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本文将其总结为四个高潮和四个低谷。依托国际关系领域的两大主流理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本文拟从欧盟的角度对这四个高潮和四个低谷的成因进行分析,并讨论两种理论哪一种能够更好地解释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这一案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分两大部分来对案例进行分析。在运用理性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选取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本文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土耳其对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而借助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主要利用自由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决定欧盟对土耳其态度的经济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理性主义对于土耳其入盟过程中的高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却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土耳其在入盟道路上举步维艰。在用建构主义对此案例进行分析时,本文主要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分析了土耳其是不是与欧盟具有身份认同。其结论是,土耳其在民主、人权、法治国家等方面都尚未达到欧盟的政治标准,存在认同缺失,而由于历史、宗教等原因造成的文化认同缺失也是土耳其入盟道路上的又一障碍。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然而,建构主义的观点却不能合理地解释在过去50年中欧盟推进土耳其入盟进程的各项决议。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结论:虽然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这一案例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单独一种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其全过程。近几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一些学者尝试抛开两大理论本体论上的不同,在具体案例上对两者进行理论综合。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而在土耳其入盟这一具体案例上对两大理论进行综合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