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德国文学在模仿英美文学中踯躅起步。君特·格拉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化的叙事技巧，使德国的叙事文学在战后的“叙事危机”中呈现出生机。他的《铁皮鼓》以其怪诞的情节、超现实的色彩、荒诞的手法与嬉戏的风格为当时的德语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样，《比目鱼》在1977年问世后即成为联邦德国的畅销书，这部小说以其复杂的叙述结构和奇特的叙述策略，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热点。　　格拉斯在一则童话的基础上架构了长达700页的“巨著”，凭借一则童话故事讲述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从而使这则童话故事成为小说意义的载体。显然，童话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以及童话中头脑简单的渔夫、贪得无厌的妻子和那条神奇的比目鱼——这些童话世界里闻名的经典形象在格拉斯的《比目鱼》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则童话故事的内容和主题，童话的流传史，童话中的角色和童话的结构给予了格拉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格拉斯在文学创作中一贯推崇童话等民间文学。在他的作品中，童话和同属民间文学的神话以及传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童话、神话和传说是现实的一部分。与技术至上的理性原则相比，童话、神话和传说赋予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从格拉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铁皮鼓》，到他以后所发表的许多叙事作品中，读者都能找到不少的童话的题材和童话的表现手法。《比目鱼》的创作手法也和《铁皮鼓》一样具有荒诞和超现实的色彩，但作品决非远离现实和生活。相反，格拉斯在《比目鱼》中一如既往地关注历史、关注人类命运。在此，格拉斯借助童话的想象力将“真实”与“虚幻”联系起来，以美学的规则拓展了关于现实的概念，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多维的丰富表现。毫无疑问，在《比目鱼》中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真实。　　在德语文学史上，将童话及童话因素应用于小说或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并非标新立异。童话的内容和童话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使其成为艺术创作的宝藏。18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不仅收集、编撰了童话等民间文学，而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镶嵌了童话或童话的因素。浪漫主义文学家们认为，启蒙运动造成了人的不断异化和人与自然的不断疏远，是人类生存危机和迷失方向的主要根源。于是，他们提出了“使生活重新诗意化”的要求，并将童话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方案的重要手段。诺瓦利斯认为，在“童话和诗歌”中包含了“永恒的人间故事”。显然，格拉斯的童话观深受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启蒙的危机”或“理性的末日”促使神话重新回归，也使童话和童话因素再次受到作家们的宠爱。许多作家使用童话因素，目的在于通过童话中的幻想这一手段，以获取“另一个”真实。德语文学史上出现的这两次对童话的推崇，既有其时代根源，也在于童话这种叙事文学体裁本身拥有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真理和表现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功能。童话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基本形式，童话的题材、童话的艺术风格和童话的想象力对文学家们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热情。　　虽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童话和童话因素并非新鲜事物，但对于格拉斯这样一位讲究艺术技巧的作家来说，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运用童话和童话因素，是他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而且，他在具体运用的方法上也别具一格。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论述文本间关系的文本理论。现代作家通常运用不同的叙述策略，使前文本或多或少地显现，以彰显或掩饰互文关系。在格拉斯的《比目鱼》中，小说与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的互文关系是明确的，前后文本的指涉关系多种多样。依照互文性理论，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与小说《比目鱼》在作品的标题、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叙事主题和叙事流程上都呈现出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此外，童话在小说中的多个变体也是两者互文关系的具体体现。同时，童话的形式也是小说叙述的方式和原则。格拉斯在自己的文本中运用了童话的超时空、童话人物的典型化以及童话故事的回溯式法则等童话表现手法。文本之内的结构关联也通过童话完成。格拉斯在对前文本——一则童话的吸收和变形中重构了文本的意义，使童话文本的意义得到了修正和繁衍。他借用文本与文本的共存互动拓展了自己的创造想象力空间，进而在文本的游戏中，揭示和昭明了人的存在处境，作出了对人类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深邃的哲学思考。　　在格拉斯的笔下，“从前……”这种童话格式所蕴涵的精神“气息”并未飘逝而去，在《比目鱼》纷繁的叙事网络和奇特的叙述结构中展现了其绵绵未绝的魅力。格拉斯的“从前……”引领读者走进他复杂而又意蕴深刻的叙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