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互联网用户第一次接入互联网,实现了人类沟通体制的革命。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越来越成熟和形式多样化,线上社会与线下世界逐渐弥合,呈现出了虚实共生的网络社会形态。近几年,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网络社会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焦点场域之一。在多样、复杂的网络社会问题之中,诸多矛头都指向了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在5G从概念体转化为真实技术之前,移动通信技术经历了从1G到4G的进化。每一代变革,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社会大众给如今的时代赋予了“信息碎片化”、“大数据”、“云”等标签,以显示如今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智慧化、智能化。相较4G时代带来的个体行为的去隐私化、个人信息的泛商业化等问题,5G不再仅仅是网速快的通讯技术,更代表了低延时、高并发的通用技术,其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对生产方式的重塑,这种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也对大众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界定网络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并根据不断进步的代际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提出全面的提升网络媒介素养。首先,在基于过往社会学者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论研究上,厘清传播学与社会学在网络媒介素养界定上的异同,探讨网络媒介素养的社会学蕴含。从技术、文化和社会运作的角度来分析互联网发展的社会化意义,以社会学视角来解读网络媒介素养的概念与核心能力,以及突出网络媒介素养与互联网更新换代同步嬗变的待机特征。其次,梳理了网络媒介素养的早期特征。一方面是早期互联网初期融合的网络媒介素养特征,另一方面是总结早期网络媒介素养的二维评价体系。通过结合2003年的SARS疫情这一案例,具体分析早期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媒介素养。其三,详细分析了智能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媒介素养特征与要求的丰富与进化。在梳理了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之上,对于网络媒介素养的要求和时代“智慧”赋予了新的理解。相比早期互联网的二维体系,智能互联网下网络媒介素养在工具层级上从平面检索进化到三维建构,识别层级上从二分判断到综合分析,参与层级上从消费主体到生产主体,以及衍生出的协作层级和智慧网络人。同时,通过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这一最新例证,分析了智能互联网时代的环境特点,归纳了智能互联网时代公民网络媒介素养的问题。比起以往研究中简单的评价为不理性、从众,更细致的结合了时代特点,按照智能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媒介素养的五个层级进行评价,重点分析了识别层级中公民的假性理性;参与层级中公民极易受算法与偏好的影响;协作层级中后喻文化的现实冲击。最后,结合网络移民和网络原住民两个群体,从自我实现和社会化两个路径探讨得以能够与时俱进提升网络媒介素养的策略。根据智能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媒介素养的新要求,及现状下产生的相关问题,全方位提供一些可以操作的提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