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军政”“训政”以达成“宪政”是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而国民大会是“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的重要内容。1936年,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在日益高涨的民主声浪中,回民社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设置回民国大代表的要求,但在建立“国族”的民族观念影响和对日本侵华的警惕下,国民政府拒绝了回民的参政要求,回民参政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抗战胜利后,被中断八年的宪政议程再次开启,1946年,“制宪国大”召开,十七位回民代表在回协的组织和回民社会的支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回民参政提案,经过一番波折,最终形成了《宪法》中“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的条款,回民参政取得初步成果。但“生活习惯特殊”这一模糊概念没有真正解决回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身份困境,反而使回民更加“边缘化”。在参政运动中,全国性的回民组织——中国回教协会及各地的回民舆论都在会场之外支持回民代表的提案。同时,回民社会也借助报刊等对参政运动、回民身份、回民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得回民参政运动同时成为回民政治观念兴起的思想运动。1948年“行宪国大”召开,回民社会对参政问题逐渐由热情激愤转为冷静理性,逐渐开始由争取参政席位转向关注凝聚回民力量、推动回民社会的近代化。回民参政运动虽然最终没有给回民带来平等的参政权利,却推动了回民的国家观念、政治意识和民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回民社会传统的“二元忠诚”在近代民族观念兴起的新特点下仍然较好保持着回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国大中的回民参政运动成为近代回族发展史和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