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道”文化政策是清朝重要的文化政策,该政策从产生到确立为基本国策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太祖、太宗时,他们初步具备儒家理念并开始制定儒治策略,入关后的顺治皇帝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文化国策并系统化地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可以说,清初制定的文化政策为清世宗治国理念与“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形成奠定基石。世宗即位后,他一方面“法祖尊师”,承袭乃祖乃父的儒治政策,另一方面结合自身治国理念与国初背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政策。他“尊礼先师”,拜谒孔子,兴修孔庙,为孔庙题名匾额,通过各种方式展现自己对先师孔子的尊崇之意。他“研经味道”,践举经筵,研习儒家经典。他提倡儒学,尤重孝理,希冀用儒家传统理念化民成俗,教化百姓,维护社会安定。世宗重视先贤儒士,在位期间数次增广学额,昭举恩科,开孝廉方正,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搜罗贤才。他宣谕儒学教化,推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式理念与价值观,此外还以各类学校为媒介,培养教化四民。纵观世宗实施的儒治措施,我们会发现其与清前期诸项文治政策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清前期“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雍正帝文化政策的走向,其中,对雍正帝影响最直接的是乃父康熙帝。在雍正朝13年里,“崇儒重道”文化政策有其不同于他朝的独特之处。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为敦行实学,注重文治。其次为重视《五经》经学,最后乃因地制宜,兼容并蓄,在基本文化国策大框架之下允许并制定了“国语骑射”等其他文化政策。事实证明,雍正一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且对清代中后期即位的历任皇帝在制定相关文化政策上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