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宪法与国家关系的学说,被人们广泛知晓。但是这种产生于16世纪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和英、美的宪政实践产生确实的联系。而在欧洲大陆,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经由西耶斯和法国的宪政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在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人权宣言》中隐约看到卢梭的影子。1871年,一个叫中江兆民的日本留学生来到法国。他惊喜地发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把它带回了日本。回国后,他用日文汉字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名为《民约译解》。日本在随后的几年中发生了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社会契约论》虽然是这场运动的指导理论之一,但是日本人对自由民权的诉求并没有脱离天皇制。社会契约理论与社会进化理论一起接受了日本本土文化的整合。两者缓慢地推动着日本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被迫避祸日本。在特殊时空的明治日本,他大量的吸收着由日本人译介的西学。《社会契约论》就是其中之一。当梁启超看到日本国力日益强大,他不禁把日本国力的强盛和自由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随之他大力鼓吹《社会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地在中国传播开来。随着梁启超在日本居住时间的增长,他发现《社会契约论》并非像他当初想象的一样对国家的富强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契约论》指导的“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能推动日本“民权”的进步更多和日本自身的传统文化有关。当梁启超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对《社会契约论》暗含的巨大破坏力感到恐惧。1903年以后的梁启超力图阻止《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梁启超通过日本译介认识西方的路径不同,严复直接从英国获得西学知识。他从一开始就拒绝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严复本身对自由民主充满好感和向往。但是当他回到中国的立场,严复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契约论》可能“包藏祸心”。《社会契约论》在晚清极其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极易引爆种族革命。严复认为,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是可以推导出自由和民主,但是这里的自由和民主只是一对孤立的西方价值,它们无法和“国家富强”这一当时最紧要的目标发生联系。严复从斯宾塞那里获得了拒绝《社会契约论》的理由。因为他觉得进化主义和社会有机体理论更能接近国家富强的终极目标。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思想界基本上一致远离《社会契约论》。于此同时,革命党人却在竭力的呼唤着卢梭。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卢梭响亮的革命口号。当孙中山在推翻满清政府之后,面对国家纷乱的局面。他终于体谅了《社会契约论》的无助。于是,他重新拿起武器继续他的斗争。而来自卢梭的口号依然响彻革命的天空。本文主要通过社会契约理论在中国的际遇,来展示各种西方的学说在中国的碰撞。以及国人对此作出最终选择的深层原因。本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社会契约理论和西方主要国家宪法之间的关系。第三章讨论明治日本和社会契约理论的传播。第四、五章以梁启超和严复为切入点分析《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第六章分析为什么中国人最终没有接受《社会契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