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为传播媒介所覆盖的社会,也是一个为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事实上的媒介社会。“媒介社会”是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模式的一种命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媒介的呈示与观看构成的。人类文化的现代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传播媒介,而其中尤以报刊、影视、互联网为三个拓展阶段的标志性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现代传播媒介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 媒介革命不仅是文化历史,也是文化现实,它既表现在社会革命、信息革命上,也表现在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上。作为一个整体,现代传播媒介所拥有的决非普通的文化权力,而在电子传播阶段甚至呈现为一种文化霸权或帝国主义性。电影、电视、互联网络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种社会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种施控性极强的文化霸权,现代传播媒介在挤压与之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同时,又大力改造异质文化并使之在同质化、类型化的轨道上滑行,一种趋同的媒介文化便得以生成。 媒介社会的文化呈现与形态,可称之为“媒介文化”,它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以“文化场”的形式出场、共同营构出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诚如斯诺所说的,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介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介文化”。戴安娜·克兰认为,文化,尤其是媒介文化,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也不能例外。 考察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事实,“媒介性”与“媒介化”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媒介性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因为文学总是凭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但媒介并非工具,也不只是信息,还更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媒介化有两种构成:一是“媒介的文学化”。这是媒介盗用文学的“象征资本”以包装自己的“商业资本”的策略;二是“文学的媒介化”,这是文学在媒介场、媒介文化的强权下拓展生存空间的策略。媒介时代的文学具有文字、声音、图像的同构性,而且具有在技术支撑下的多媒介性。在媒介时代,文学并非文学的专利,而成为所有媒介制品的公器。文学在被解魅与边缘化的同时,媒介/媒介文化则不断中心化与强权化。 我们可以将精神的栖居之所寄寓于“文学的乌托邦”,但我们终究不能将文学“乌托邦化”。考究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旧文学神话走向破灭,我们有必要考察文学载体大规模迁移后的文学新家园与新格局,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寻找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和全景敞视的新视窗。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走向媒介诗学”是一种现实召唤与理性选择。所谓“媒介诗学”,是指关于媒介/媒介文化的诗学,就是以媒介/媒介文化的视域来研究文学的诗学话语,或曰媒介/媒介文化形态的文艺学。 鉴于此,文化研究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主要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含西方马克思主义),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罗伯斯·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哈贝马斯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