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歌僧西行,不仅对处于时代转换期“新古今”歌风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人其事也作为后世民俗、表演、说话传承等的创作素材而被广泛选用。尤其是西行兼修佛道与歌道一事,即其和歌中的文学表现是如何与宗教性相关联的这一问题,在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然而,遗憾的是,西行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鉴于此,本文聚焦于西行在和歌中爱咏的“山”和“月”,结合当时古文献中对西行的定位,并参照西行和歌中的佛经来源,分析西行赋予“山”和“月”的普遍和特殊的宗教内涵。本论文的内容构成如下所示:序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意义和方法,并通过围绕着西行和歌中“山”和“月”的先行研究进行梳理,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角度。正文由三部分构成。首先,第一章从先行研究及古文献中对西行的定位出发,强调了“山”和“月”对西行的现实意义。即“山”作为与“世”对峙的场所,成就了西行作为“隐者”的遁世理想;而“月”作为与“花”并行而被吟咏的常套诗语,是“歌人”西行惯用的文学意象。而此外,事实上当西行完全成为佛教徒后,“山”作为西行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然不能满足其“宗教心”的追求。他所追求的场所,是以“山端”为界限的另一边的“西方净土”。同样,从当时的歌道来看,“月”的吟咏并不局限于文学的表现上,即在和歌的功用上,它还作为“狂言绮语”与佛法紧密关联。因此,在《山家集》中对《法华经》进行解读的一组和歌中,西行也将“月”与经文内容相关联。如将“月”比喻为“释迦”的常套表现,此外还有与密教观法“月轮观”相关的“心之月”的表现,及以“月影”和“水中月”来譬喻释迦的授记和预言。第二章以在歌集中被西行赋予了特殊含义的山为对象,分析了其中的宗教性。具体来说,首先,原本为歌枕的“姨捨山”,被西行赋予了与《法华经》相关联的隐喻意义;相对地,原本作为《法华经》中的圣地而抽象存在的“鹫之山”,则被西行以歌枕化的形式,固定在现实中的具体场所。其次,作为生命的终焉之地,即火葬场的“鸟边山”和“船岡山”,也被西行赋予了“生死一如”的宗教性,用以连结现世和来世。最后,西行所吟咏的“死出的山路”这一他界,并不像普遍宗教性的他界那样,具备完善的规模和形态。反之,关于这一出典于中国佛经的他界,西行仅吟咏了其形式化、平面化的形态。并暗示了在“死出的山路”以外,仍有其他他界存在的可能性。第三章中,从“月”、“月光”、“月影”的“佛性三身”的譬喻出发,具体分析了西行对其宗教性的解读。例如,“法身”的月作为本体而存在,但在西行的和歌中,它还超越了现世和来世的限制,代表着佛教中的绝对真理。其次,作为真实的现象存在的“报身”的月光,在佛教中代表着佛陀的智慧。在西行吟咏月光的和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修行者只有在消灭烦恼、达到解脱的悟性境地后,才能受到报身的智慧,从而有可能达到涅槃的境地。最后,对于世间以万相显现的“应身”之月影、水月,西行吟咏了其非实在性、及其与法身、报身一脉相通的清净性。此外,西行还借用了中国佛教经典中所活用的“和光同尘”,赋予了“应身”的月与“本地垂迹”等同的神通力。最后一章,对论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得出了结论。也就是说,无论是“山”还是“月”,西行通过和歌吟咏这些自然风物时,无疑是对他精神风貌的反映。而在西行精神世界的构成中,他以活生生的人的体验式的行为实践并认证了头脑中抽象的佛理,即把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透过佛理的眼光进行了观照和体验。而这种独到的发挥,从当时的宗教和文学水准来看,可以说是将宗教性在文学作品中的融合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后,关于佛教派别所致的“山”和“月”宗教性的差异问题,笔者将于此后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