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到我国环境法学界和司法部门的广泛关注,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在司法层面的重要保障和司法救济手段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显著发展。但是环境问题存在特殊性,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事后修复不仅费用昂贵,也很难恢复到原有状态,甚至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从环境法治的角度来看,一个成熟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不仅要对已发生的环境损害有救济功能,更应包括对尚未发生的环境损害的预防功能,并将预防功能作为其优先追求的目标。本文首先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特征及必要性进行了阐述。本文接着梳理了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现状,从中发现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原被告举证难度大、法院审理耗时长的尴尬局面。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缺乏明确的受案标准导致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第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导致举证困难局面的出现;第三,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单一;第四,预防性责任执行难度大。通过对美国和印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预防性制度进行梳理,有以下几点可以借鉴:一是有明确的受案范围;二是有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三是有灵活的救济方式。为了使环境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现行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第一,把预防原则和比例原则确立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二,在明确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时要分两部分进行,应当将“重大风险”的内涵界定为环境危险,对“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应当结合法律规范和环境专家意见综合判断,此外还要探索建立环境危险标准。第三,实行更加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另一方面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范围。第四,完善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一方面,灵活运用禁止令保全措施,另一方面,创设多元化的责任承担方式。最后,要健全预防性执行机制,一是要动态调整执行方式,二是要建立执行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