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契合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行以公私合作模式(PPP)为主的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模式。但由于PPP涉及政府行政职权、私人主体、以及一系列的合同,结构复杂,争端也不可避免,而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投资特性抽取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PPP项目争端解决方式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核心集中在:PPP争端及产生原因,争端解决方式相关内容及其选择依据。对PPP争端解决方式的具体研究可分为两个维度,即PPP争端解决条款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关国家与投资者间争端解决机制。PPP项目合同中争端解决条款给予中方投资者第一层次的事后救济,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政策保守,东道国最终在适用国际仲裁方面做出多大让步不可预知,但可以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保护伞条款”进行第二层次的保护。可是就我国目前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保护伞条款的现状来看,中方投资者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途径寻求合同违约救济有极大的限制。并且国际仲裁的范围也大都限于征收补偿款额,极不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各项财产的保护。结合这些研究核心与具体维度,本文还提出了关于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间PPP项目争端解决方式的建议,如在PPP协议争端解决条款中详细引入调解机制,而不是大概规定是否适用调解,其中包括仲裁规则的选择、期限、与诉讼或者国际仲裁的衔接等具体规定。此外,本文认为东道国救济虽有弊端,但鉴于投资者谈判能力有限,以及PPP协议涉及东道国公共利益等因素,如果想要以有效的方式达成谈判,则中方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东道国公共政策,并且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并且中国应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重新谈判,扩大“保护伞条款”的数量,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的多样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