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实施法律”制度诞生于2012年,并于2015年由《立法法》第十三条将其以一项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在此之前,我国的立法形式主要由“制定、修改、解释、废止”以及授权立法制度组成,“暂停实施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暂停实施法律”制度是传统立法形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还有人试图将“暂停实施法律”制度涵摄到授权立法制度之下。但笔者认为,“暂停实施法律”是与传统立法形式相并列的一种新型立法形式,同时,授权立法制度与“暂停实施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兄弟关系”,共同服务于改革开放。在愈发强调法治观念的中国,“暂停实施法律”制度为我国应对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的国内外大势提供了一种低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改革手段,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有力工具。然而,尽管“暂停实施法律”制度已经摆脱了早期“合法性依据不足”等缺陷,但作为一项新兴制度,其缺陷与不足依然存在。首先,关于“暂停实施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定只有《立法法》第十三条,且该条规定的内容也比较模糊,这导致“暂停实施法律”制度实际运行时存在若干不规范的现象,如授权事项超出范围、重复授权情况突出等。其次,由于中央立法层面的不足以及制度运行的不规范,导致地方立法机关“暂停实施”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层出不穷,一旦“暂停实施”地方性法规在各地普遍开展,那么我国的法制统一可能会遭受严重破坏,因此需要严格限制地方“暂停实施”地方性法规的行为。同时,中央立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及时对《立法法》第十三条进行解释,并规定诸如基本原则、合宪性审查等内容,这样才能使“暂停实施法律”制度成为促进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利器,而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