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跨境融资逐步放开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抓住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适度外币债务融资,缓解企业资金困境,降低企业外汇风险,以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是丰富企业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开了境内机构跨境融资限制（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除外）,允许各市场主体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范围内自行举债,取消了事前规模审批环节,并对外债资金实行意愿结汇制度,提高了外债融资便利性和外债资金使用效益。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和融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外币债务,并呈逐年递增趋势。同时,外债融资主体已经从传统的房地产行业拓展到租赁业、金融服务业、公共事业等新兴行业。据此,预期企业外债规模将持续增加。外币债务研究起源于拉美货币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匮乏,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融入过量外币债务,一旦本币贬值,外债偿还负担加重,严重影响本国财政金融体系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对国家长期经济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外币债务一度被认为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罪”（Original Sin）。然而,国家宏观层面的过量外币负债多半是用于微观企业融资。自此,学者们开始广泛研究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动机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外汇风险对冲是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首要动机;其次是为了获得本外币利差和汇差收益,即投机套利动机;用于外贸支付等融资需求动机也是外币债务融资的一个原因。经济后果方面,多是以拉美危机、亚洲危机爆发,本币大幅贬值为背景,研究外币债务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即本币贬值,外币债务本息偿还负担加重,进而降低企业资本性支出。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以马来西亚、巴西、韩国、智利等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对外币债务的研究较少,起步较晚。部分研究是采用纯规范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国家层面外债管理与风险防范。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基于特定行业或者特定区域研究外汇贷款增长的原因以及外债风险应对。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外债融资的外汇风险管理作用,但缺乏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外币债务融资信息的大样本数据检验更是罕见。中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在跨境资本管制、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巴西、韩国、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因而可能在企业外币债务融资动机和经济后果方面与之不同。系统研究我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动机以及对企业外汇风险水平和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外币债务融资相关数据,系统考察我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和经济后果。首先理论剖析我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并进行大样本检验;在此基础上,研究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外汇风险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最后,研究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以及在我国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背景下上述影响的变化,其中的作用机理等。为了避免不同行业公司外债融资动机不同、宏观经济如GDP增值率、通货膨胀等对公司外币债务融资的影响,本文所有回归均控制年份和行业。同时,为了克服OLS回归过程中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文中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所述:第一,研究了我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研究发现:企业外币资产或海外收入越多,本外币利差收益越大,融资需求越高,融入外币债务的可能性越大,且外债融资规模越大。说明企业出于对冲外汇风险、投机套利（获取本外币利差和汇差）、满足融资需求借入外币债务。在更换自变量衡量方式、自变量滞后一期、仅考虑美元债务、删除2010—2013年外债信息披露不规范年份以及考虑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由升值转换成贬值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确降低了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间接证明了利率平价理论在现实市场上无效或者不成立,企业可以同时获得利差收益和汇差收益,投机套利动机也得到进一步证实。第二,研究了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外汇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币债务融资规模越大,企业外汇风险水平越低。说明我国企业的外币债务融资发挥了外汇风险管理作用,有效降低了外币资产的贬值风险。而且,投机套利动机驱使下的外债融资并没有增加企业外汇风险。在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使用双重聚类稳健标准误、删除“811汇改”汇率大跌年份以及采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成果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外汇风险的降低效用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公司、出口型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公司组;以及高管年龄较长、学历较高、财务金融背景较好的公司组。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公司面临的外汇风险较大,同时可调配的内外部资源较多,因此更有动力和能力去进行有效外汇风险管理。第三,研究了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币债务融资规模越大,企业投资水平越高。说明外币债务融资满足了企业融资需求,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同时,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外币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人民币升值期间,外币债务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扩张效应不显著,贬值期间,外币债务对企业投资水平的紧缩效应显著。在更换企业投资水平,外币债务融资衡量方式,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上述贬值期间的紧缩效应主要体现在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的未使用外汇衍生品的企业组,以及受外部冲击时更可能陷入资金紧张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组和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组,现金流是外币债务融资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最后,根据债务期限结构将外币债务细分为短期外币债务和长期外币债务,研究发现升值期间短期外币债务和长期外币债务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扩张效应依然不显著,贬值期间短期和长期外币债务对企业投资水平的紧缩效应均在5%水平下显著,但是长期外债的系数较大,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长期外债的紧缩效应更强。本文深入研究了我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外币债务是公司债务和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已有的债务工具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研究不同,本文从债务币种异质性的角度创新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研究视野;第二,本文发现外币债务融资降低了企业外汇风险,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但在汇率发生贬值时,对企业投资水平有紧缩效应,丰富了企业外汇风险水平和投资水平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并为企业合理使用外币债务融资、有效管理外汇风险和提高投资水平提供证据和借鉴;第三,本文系首次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大样本检验企业外币债务融资的动机及经济后果,与过去基于拉美和东（南）亚突发货币（金融）危机为背景的研究成果形成对比,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第四,本文考虑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构建了从宏观政策（汇率变化）到微观主体决策（外债融资与资本性支出）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为宏观政策研究提供微观决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