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也不断增长,对气候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与经济发展需求产生了诸多矛盾。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主要源头就是对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制造业在不断过度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尤其是重污染企业的无序发展对资源和环境造成较大压力与负担。我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需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迎来了关乎未来命运的“零碳”挑战,绿色低碳转型迫在眉睫。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国内资源环境的双重挑战,我国提出以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上升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而兼顾经济效益与气候环境的低碳创新则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发展低碳技术和推动低碳创新投入已成为各企业发展趋势,更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可是囿于企业社会责任感较弱、传统发展模式锁定等诸多因素,企业缺乏低碳创新动力。因此,仅靠市场力量并不能推动企业积极开展低碳创新,必须借助合理有效的外部环境政策工具,通过多种制度法规投放途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创新要素市场配置的失灵,而且诸多环境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低碳创新,很大程度取决政策工具的异质性特征。此外企业绿色低碳创新行为同时具有内外部性特征,环境政策的制定能否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还需要考虑企业本身低碳环保战略决策者的认知与偏好,即企业高管环保意识最终也会影响低碳创新的实现。因此,研究环境政策工具与高管环保意识如何影响企业低碳创新走势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本文以技术创新理论、环境规制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并回顾相关文献研究,提出文章研究假设和和研究模型。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做为研究工具,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事件挖掘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低碳创新的关系,以及探讨高管环保意识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何种作用。另外,将环境政策工具具体分为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环境政策工具,进一步分析三者关系的异质性。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1）新《环保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低碳创新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相对于高管环保意识弱的企业,新《环保法》对高管环保意识强的重污染企业低碳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3）新《环保法》实施后,其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中,与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相比,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对重污染企业低碳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高管环保意识增强了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低碳创新的关系。本文不但为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佐证,而且为环境政策的落实和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