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8年的环境保护绩效指数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0位,环境与经济的不协调问题再次凸显。为了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工具的出现,将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化转型作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模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少排、少污染、多产出,成为新常态下的产业新增长模式。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在阐明产业生态化转型相关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从消费结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等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实证中,鉴于环境规制的综合性,将其分成环境规制行政监督、法律规制、市场监督强度等三种类型。对于产业生态化转型,本文设置了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三大类指标,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GML模型测算出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区、市)2004-2015年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值,分区域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差异明显且有持续倾向,东部地区产业生态化转型趋势最强,但各区域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追赶疲乏”,技术进步变化指数相对更有推动作用。文章进一步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影响。实证表明:短期内,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行政监督强度的加强会削弱当地的技术创新及恶化消费结构,进而阻碍当地产业生态化转型;加强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法律规制强度会带来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及消费结构层次的提升,进而促进当地产业生态化转型,不同地,适当控制当地的环境规制市场监督强度,会提升消费结构层次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带来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改善;常有“资源诅咒”之称的西部地区,其环境规制行政监督强度的加强,会直接阻碍当地产业生态化转型;而合理减轻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行政监督强度,能够带来消费结构层次的提升,进而促进地区的产业生态化转型。结合以上结论,最终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