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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通过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调查2型糖尿病患者应对方式水平。(2)通过糖尿病痛苦量表,调查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水平。(3)通过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应对方式,从而探究其对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80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两组患者在入院当天完成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填写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糖尿病痛苦量表。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采用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干预。两组患者于住院第七天再次填写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糖尿病痛苦量表。最后整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应对方式各维度得分、糖尿病痛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结果均显示无统计学差异(P>0.05),基线具有可比性;糖尿病痛苦总分为34.00(6.750),总体条目均分为2.00(0.397);积极应对维度总分为20.66±5.190,条目均分为1.72±0.432,消极应对维度总分为7.00(5.000),条目均分为0.88(0.625)。(2)患者糖尿病痛苦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负担、生活规律相关痛苦、人际关系相关痛苦、医生相关痛苦。其中情感负担和生活规律相关痛苦条目均分高于糖尿病痛苦总体的条目均分。条目10(感觉糖尿病控制我的生活)在17个条目中得分最高。(3)干预后两组比较,观察组糖尿病痛苦总分、情感负担维度、生活规律相关痛苦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相关痛苦维度和人际关系相关痛苦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积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观察组干预后糖尿病痛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积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对照组干预后糖尿病痛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后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自身干预前、后积极应对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2型糖尿病患者应对方式以积极应对为主。(2)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处于中等水平。(3)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可以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应对方式。(4)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水平。(5)2型糖尿病患者的应对方式可能是影响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的机制。(6)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在干预2型糖尿病患者应对方式方面效果优于常规健康教育。(7)基于治疗性沟通系统的健康教育在干预糖尿病相关心理痛苦、情感负担维度和生活规律相关痛苦维度方面效果优于常规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