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篮子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改变,国际资本流入波动性显著增加。2012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出规模增大,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净资本流出国,从而对货币供给造成巨大的冲击,原有的利用外汇储备即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发生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为避免基础货币萎缩而运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改变了原有的国际资本流动通过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作用的渠道,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复杂性。在新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有必要理清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新的作用路径,也有必要重新检验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作用效果。论文基于基础货币维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人民币汇率影响的货币政策路径,有助于梳理清楚影响人民币汇率错综复杂的因素,寻找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新方法。论文主要的创新点:1.根据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变化,对传统型货币政策和创新型货币政策进行区分,在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背景下重新思考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2.基于基础货币视角,系统梳理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货币政策路径。将货币政策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分解为基础货币自发性调控渠道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主动干预渠道两部分。这两部分作用最终都会通过基础货币渠道作用于人民币汇率。3.结合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变化原因,考虑经常项目下资本外流状况重新制定国际资本净流出的衡量方法。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分析,论文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是完全匹配,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较大的时期人民币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升值的情况。在国际资本净流出的一些时期内,人民币也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的调控作作用。2012年后面对国际资本大幅流出的事实,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强烈,同时央行在此阶段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型货币政策,但并没有阻挡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因此在此阶段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作用值得重新进行思考和解释。此外,根据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论文从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与错误与遗漏账户差额变化角度得出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原因并因此根据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以及错误与遗漏账户、服务项目下的旅游资本外逃设计了衡量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方法。根据传统型和创新性货币政策的对比,论文选用基础货币为货币政策替代变量,并根据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将基础货币的来源渠道分为国内渠道和国外渠道两种。并以此为根据将货币政策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分为基础货币自发性调节作用和央行货币政策主动干预两种。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政策路径最终通过基础货币发生作用,根据对剑桥方程式、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的分析,得出基础货币最终通过汇率预期、通胀率和利率作用于人民币汇率。同时,论文也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以及在创新型货币政策阶段基础货币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路径中的作用两个方面的不同变化。论文选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建立了传统型和创新性货币政策与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基础货币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工具,在传统型货币政策时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通过外汇储备即外汇占款途径使基础货币主动扩张。央行也可以在外汇市场上通过调控基础货币数量稳定人民币汇率。基础货币主要通过利率和汇率预期、通胀率对人民币汇率发挥作用。第二,在传统型货币政策下,面对国际资本的流入,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基础货币起到稳定汇率、避免过度升值的作用。但是在创新型货币政策下,面对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避免国际资本净流出导致的基础货币萎缩状况。外汇储备的下降使得央行外汇干预的空间缩小,大量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扩张了基础货币的国内来源,引起的汇率贬值预期和通胀预期与国际资本净流出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叠加,加剧人民币汇率实质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