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志目录的载录情况推测,笔记体的产生之与“小说”有密切的关系,其内容来源与内容范围,有相当的一致性。后世学者则借其体制上的自由性,扩大其内容范围,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到宋代,学术性笔记高涨,历史琐闻、考辨笔记是主要的体类,传奇、神异类小说则大有消退之势。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宋人笔记中有关《诗经》的论述材料,据其内容分为：基本问题研究、音韵文字考辨、诗旨经义探讨、名物制度训释、诗学理论阐述、史事人物评论六个部分。“基本问题研究”的材料涵盖了《诗经》体制内的大部分问题。宋人勇于疑古,《诗经》不能例外,从文本到体制,凡可称想处,宋人无不措手。疑问的提出,新说的倡言,带动了学者从更加广泛的视野、以更开阔的思路去考量《诗经》,其成就自不待言,而其鲁莽也颇为后人诟病。“音韵文字考辨”综合运用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新理论成果,重新诠释《诗经》字词音义。这一部分用总结义例的方法,重在展示宋人辨析字词的途径。“诗旨经义探讨”是宋人治经“直探本义”要求的实践,对《诗经》体制问题的置疑、字词的重新诠释与对诗旨经义的重新解说,三者是息息相关的,可谓一变俱变。“名物制度训释”也是治经的一个传统科目,既包含古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解、认知,也包括对传统典章制度的考索、探求。宋代科技的进步,不惟带来对纯粹客观知识的新认识,也带动对制度、文化等抽象事物的进一步辨析。当然,对于后者来说,史学的发达是其更直接的推动因素。“诗学理论阐述”是以《诗经》为诗歌创作范式并借之掘取、阐发诗学主张。“史事人物评论”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诗经》文本中所涉史事、人物的考评,一是对其它朝代的史事、人物借《诗经》语言进行评判。全文虽以专题为框架,但主要采用评点的方式写作,而不是作专题研究,这是由笔记独特的体式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