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两岸贸易的带动下,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步入试验性阶段。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岸关系的逐渐稳定,台商对大陆的FDI亦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聚集化的态势。随着大陆作为FDI的接收地地位的不断上升,大陆地区已经在台湾工业外移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研究台商对大陆FDI区域聚集的引导机制和效应分析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以及实践上的紧迫性。台商对大陆FDI的区域聚集是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的。直接投资理论与区域聚集理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台商对大陆FDI区域聚集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生产折衷理论理论、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基于垄断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等直接投资理论给与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的动力;另一方面,工业区位理论、市场区位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以及新产业区理论等区域聚集理论则影响台资企业对大陆的FDI实现了在区域上的集中,正是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区域集中度日趋增高。从大陆的台商投资情况来看,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台资聚集指数PI、PPI、PAI以及SI表明台资在三大区域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实现了区域聚集。Hoover系数的测算以及离散系数说明,在祖国大陆确实存在着台资区域分布的不均匀,而且聚集程度较高。而以时间序列为突破点的动态台资聚集指数则从另一方面说明台资的区域聚集也具有变迁性。在台资对大陆FDI区域聚集的引导机制方面,由三大机制共同影响了台资的区域聚集:①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获得因素以及地缘性因素等生产成本内在驱动机制;②资金供应因素、市场开放因素、生产协同因素以及产业链因素等生产运营外在引导机制;③政策优惠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以及文化风俗因素等政策环境宏观激励机制。上述三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台资的区域聚集,而相关的因子分析也证实了上述机制的实际存在。在台资对大陆FDI区域聚集的效应方面,依据台资区域聚集的影响层面不同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的效应:①对当地企业的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规模效应以及产业链效应;②对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影响,表现对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产业结构、产业的长期发展等带来深远的影响;③对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对区域内发展模式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发展平衡的影响等等。结合目前台资对大陆FDI区域聚集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台商对大陆FDI区域聚集已日趋常态化,但随着大陆经济投资政策的从紧,台资区域聚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两税合一政策的实施以及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等都使台资对FDI的区域聚集面临着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将会给大陆带来各式各样的新问题,如台资的撤出问题、转移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则直接影响了台资区域聚集的生死存亡。在综合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政府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合理引导台商对大陆FDI区域聚集,在改革区位梯度布局、支撑区域融资创新的基础上更应站在企业的角度倡导新型的投资模式、增强当地产业的学习效应,从而更好的为台资企业以及本地企业的国际镶嵌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