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古注因李善注存在而存在,长期以来其注释特点及价值一直为李善注甚至五臣注所掩盖,本文根据学界已有成果,尝试揭开《文选》古注的存世真相,还原其在《文选》注释学史上的地位。第一章在参考李善注释体例的同时,稽考几种典型《文选》的版本,考察古注现存面貌,分析古注、李善注、五臣注相互羼入的现象,为辑录古注提供支持。第二章全面考察《文选》古注注释特点。各家古注中保存的大量语言材料,为论述直音释义与“因声求义”的不同提供了例证。释词格式方面,各家古注对注释形式均有所创;释词内容方面,张载、刘逵等注以释物象名词成为同类注释的渊薮,并一展博学洽闻的才能。曹大家、王逸、《思玄赋》佚名注在注释“情”类名词时,达到了“释往古之幽情,如身临其境”的高度;释句方面,典雅古朴的曹大家、蔡邕注,首创句群释义的徐爰注,以及具备注、论一体的沈约、刘孝标注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文选》古注的价值,既包括古注本身的语言材料价值,又包括古注在考察注释学史方面的价值。影响中国古代注释学以及文学评点的“自由释义”传统,就和《文选》古注难解难分。曹大家、蔡邕注作为集部作品最早的注释,从今古文解经之争中受益,在经学衰落的大势中,将自由释义的思维纳入到单篇作品的注释中。曹大家之后的王逸注,借用章句的形式,把自由释义的理念融入到对楚辞作品的阐释中,为总集注提供了范式。三国时期的薛综注承上启下,将自由释义的倾向继续贯穿。徐爰首创句群释义,成为自由释义新的表达形式。至于沈约、刘孝标注则在南北朝文体变奏和论辩之风大盛的背景下,突破了传统注释的固定思路,与论、说等文体相勾连,反而成就了不求甚解而窥其大略的注释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