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民事调解,行政诉讼调解是一种有限调解,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多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协调下,就诉讼标的在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并经人民法院认可后全部或部分终结诉讼的一系列活动。行政诉讼究竟应不应该引入调解机制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课题。德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已经建立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观我国,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调解制度的明令禁止致使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理论界几成定律,但审判实践中却又存在大量通过法院协调处理的行政案件,可以说,行政诉讼中存在调解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立法与实践的矛盾促使行政诉讼应该引入调解的呼声日益高涨。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行政法平等理念的彰显、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无讼”思想的影响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和谐社会的构建、“调解亚文化”的盛行、纠纷解决机制多样性的要求、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又为行政诉讼引入调解提供了现实依据。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确保诉讼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实现:第一,应当以自愿、合法、有限原则来指导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第二,并非所有的行政案件都能适用调解,调解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超越行政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适用调解;第三,应当建立“调审分立、审前调解”的模式,行政诉讼调解机制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其作用实在不宜过分夸大;第四,行政诉讼调解是法定的结案方式之一,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与判决同等效力——确定力、拘束力以及执行力,如果调解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时,应当赋予当事人申请继续审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