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承中华文明之血脉,汲西方文化之养分,融现代法治之精神、民主之理念,营建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协同发展的“新加坡模式”,是全球首个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其巨大的精神动力为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持。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日益激烈,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化的新态势,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引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新阐释,为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为协调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本文植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需要,坚持价值观培育的“文化自觉”与“价值自信”,在深入研究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对于我国的可借鉴性基础上,精准把握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全局概貌、类型特征、内容特点、比较借鉴与发展走势。勘定并聚焦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对于我国最具有借鉴性意义和应用性价值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科学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方法、破解实践难题,切实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念创新、实效提升、营造合力育人氛围提供一些参照借鉴。全文除导论以外,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生成发展。重在解决“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生成基础、历史演变与核心内容”等问题。本章将从地域环境、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样态四个方面追溯新加坡50年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内生动力。重点探讨影响新加坡价值观产生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主义”“自由民主层面上的发展主义”三个阶段的意识形态变迁。并系统的考究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要义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解读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内涵、层次与主要特征。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基于世界格局、国家需要、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是从“国家认同”到“亚洲价值观”再到“共同价值观”的不断创新的过程。第二章,顶层设计。重在解决“新加坡政府以及人民行动党如何将国家意志有效转化为国民行动”的问题。“精英主义”“儒家文化”“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的理论支撑。组织机构建设、纲领文件制定、法律法规保障等机制的建立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培育提供了国家顶层设计。而以新加坡“国家意志委员会”为主体,以“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为观念,在保证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下为国家监管和落实举措提供了实践支撑。第三章,学校实践。主要解决“新加坡各级教育系统如何开展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基于其当代学校实践的整体样态,全面观照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战略路径、特色模式和典型案例。本章从教育的核心目标、具体内容和基本方法三个维度勾勒学校教育“一体化运行”的系统形态。深入分析了“分流制”“双语教学模式”“多元文化德育教育”等三个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策略选择。新加坡共同价值观遵循着价值观教育“同心圆模式”,即从培育“新加坡人”这个核心原点出发,综合“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东方+西方”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与时俱进”的教材改革、“多样化”的方法体系,进而逐步向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第四章,社会载体。主要研究“新加坡社会各种载体如何促进共同价值观理念落地生根”的问题。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在基层社区层面,注重以“居者有其屋计划”“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价值观引导;在社会组织层面,重视“中央公积金制度”“职工总会”“志愿者服务委员会”等组织所发挥的隐形教育与社会调节功能;在宗教层面,面对新加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教共存的社会现实,新加坡采用“国家至上”张力弥合与“多元文化”认同整合的价值观渗透方法。在大众传媒方面,一方面解读国家“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解读全媒体“沉默的合作”式价值观推广策略。在家庭层面,承认儒家传统思想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榜样引领+环境熏陶”的家庭价值观培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计划”与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培育机制。第五章,特点与困境。从全局性反观视角,对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进行理性审视和反思性研判。本章重点考察了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生成、运行及实践的主要机理,梳理归纳了目标层面“认同、精英、实用、民主”;内容层面“儒家、法制、创新、勤勉”;方法层面“集权、多元、法治、连贯”的整体性特点。并在“法治化”视角下,着重了分析了“不懈的价值追求和国家治理目标”“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价值法治化法治价值化的有机统一”等三对关系的协调与发展。基于新加坡社会矛盾和未来发展趋势,总结并厘清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面临的“人民行动党主导下的高效与桎梏”“道德发展理论的缺失与道德教育的现代迷失”“后李光耀时代的整体转向”等方面的困境。第六章,比较借鉴。立足我国社会实际,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深度剖析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的启示和借鉴,从而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新局面提供参照。首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坚持“国际话语权”“高势位”“融合创新”三大战略的顶层设计。重视“教育元理论”“合力育人论”“发展论”和“科技革命论”背景下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构建。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需要在“法治化建设”和“国际化转向”的视野下不断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