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经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政府、商界和学术界对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广泛共识。上市公司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精准脱贫、“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勇挑重担,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但是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体履行意愿不够强,参与度不够高,急需从宏观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来促进、引导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退市监管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提升市场活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上市公司会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自身行为。201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在原来的基础上对退市监管进行了完善,使得退市指标更加严格且多元,退市规则整体趋于统一,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此研究退市监管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以期促进上市公司增强社会责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从而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从目前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似乎更多关注公司内部特征如财务绩效、治理结构等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很少有从上市公司所处的宏观制度环境角度来验证其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水平产生的影响,而退市监管的治理作用也尚未涉及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退市监管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从外部宏观制度环境的视角构建理论框架,论证两者的逻辑关系,探讨退市监管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文章以201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推出的经完善的退市监管为准自然实验,选择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8年数据为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对退市监管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退市监管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受影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2)结合退市监管的几个细化指标,我们发现净利润、净资产和营业收入标准都起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能够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3)与之前相比,退市监管显著增强了受影响上市公司的媒体关注度,促进受影响上市公司提升盈利能力,缓解了受影响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退市监管主要通过这三个渠道影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4)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退市监管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升程度在东部沿海地区、非国有企业、高市场化程度、高董事会独立性和高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有着更好的治理效果。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监管机构、上市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1)从监管机构的视角来看,退市监管的改革应坚持多样化、体系化和精细化的方向,推动退市标准进一步完善,实现内部政府监管和外部媒体监督机制的有机结合,引导上市公司树立奉献社会的理念;(2)从上市公司的视角来看,公司在经营发展同时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兼顾各方的利益,展示自身良好形象,由被动履行社会责任转向积极主动作为;(3)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还应关注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的价值,推动建立起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实现各方整体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退市监管治理效果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为我国退市监管的改革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