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预计中国未来20年的平均城市化速度有可能保持在年增长0.8个百分点左右,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500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提高、城市空间规模迅速扩张、城市数目高速增加、城市体系迅速扩展,这四个方面都是城市规模增长的表现。城市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城市政府面临着抉择的困境:一方面,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或聚集经济效应的作用,规模较大的城市通常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城市规模扩张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方式;而另一方面,如何为快速城市规模扩张提供足够的土地、就业机会和可支付的城市住房,同时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等,又严峻地摆在城市决策者面前。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决策者也许会问: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城市规模,既能保证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又不出现上述的种种城市病呢?如果存在最优规模,那么如何使城市达到最优规模呢?如果市场机制不能决定最优规模,政府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去完善市场机制?等等类似问题都需要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给出答案。　　 最优城市规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城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如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分析有关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作为“城市经济学论述的两个重要问题”之一。四十多年来,西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建立了一系列可供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的数学模型对最优城市规模进行相关的研究和预测。这些理论和模型对西方国家的城市规模增长和分布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但在目前的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背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政策、计划经济色彩的土地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城市设立标准的差异,都使中国城镇体系与基于西方国家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相去甚远。城市规模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城市学界讨论和关注的重点内容,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主要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以小城镇为主?中等城市为主?大城市为主?或者是大中小城市综合发展的道路?然而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相关的研究,如中国大城市规模是否偏大,城市体系整体规模是否偏小,城市空间结构是否合理等相关成果不是很多,远远达不到指导中国城市实践的要求。　　 本论文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模型,并引入劳动力流动和运输成本对模型进一步扩展,提出可应用于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通过计量检验,估算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最优规模,从而得出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规模偏小的结论,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中国特有的政策制度因素是导致我国城市规模不经济的主要原因。最后构建了两个城市增长边界与城市土地储备数量的整合经验模型,尝试为城市规模增长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有效手段。文章涉及最优城市规模、城市集聚经济、城市化、城市类型、城市形成、城市市场失灵、城市产业结构、城市规模结构、城市制度安排、城市增长边界、城市土地储备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共分七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最优城市规模的界定、城市规模与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作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研究城市最优规模:政府公共支出最小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城市居民收益最大化。不同角度得出的最优城市规模结论各不相同。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得出的城市规模才符合经济学理论对最优规模的定义,因而应该成为大部分城市追求的目标。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互为因果,一方面城市规模本身促进了城市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城市初始较高的效率水平推动了城市规模的增长,前者为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城市规模扩大化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当前市场主导型城市规模扩大化模式。　　 第二章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根据研究框架和角度的不同,我们将中西方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领域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模型进行分类综述,重点介绍单中心城市增长理论模型、城市总成本——收益模型、城市规模分布模型、基础设施投资与最优城市规模增长的数量关系模型的研究成果,同时涉及其他视角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包括从制度影响因素、城市生活质量、产业结构演进等角度探讨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城市网路理论的观点。　　 第三章建立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模型。以生产者对中间投入产品的偏好反映城市经济的集聚力量,以通勤成本(或拥挤成本)反映城市经济的分散力量,因此,最优城市规模可以看作由中『白J产品的多样化所带来的聚集经济性与由于拥挤导致的聚集不经济性两种对立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由此推导出倒“U”字型净工资一城市规模曲线。引入劳动力流动因素的扩展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城市体系和流动人口问题;引入运输成本因素得到的扩展模型为发展滞后的小城市和规模很大的首位城市的共存,以及专业性城市和多样性城市的并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章为实证研究。通过计量检验,估算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最优规模,从而得出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规模偏小的结论。然而在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偏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也偏小,进而我们提出了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偏小,而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偏大的判断。通过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倒“U”字型曲线进行了模拟,我们发现,对大城市而言,在偏离最优规模幅度相同的情况下,规模偏大带来的效率损失要远远大于规模偏小导致的效率损失;小城市则刚好相反。　　 第五章为影响城市规模的制度因素分析。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显著地促进或阻碍了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发展,从而决定了中国特定的城市规模结构:长期实施的以“控制大城市规模”、“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小城镇战略”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发展方针、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分割制度、城市设立标准,违背了城市追求集聚经济的本质要求,导致了中国城市规模不经济;城市户口背后附带的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内容使得中国大城市面临着巨大的流动人口压力;城市规模统计口径的频繁调整严重制约了政府决策部门对中国城市规模的判断和相应政策的制定。　　 第六章证明了城市增长边界(UGB)的存在可以使城市从均衡规模移向最优规模,从而高城市社会福利水平。而且UGB是解决我国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乡用地矛盾等诸多问题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基于UGB内涵而建立的土地储备数量和周期的预测模型,为中国下一个时期建立规范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和管理中国城市规模增长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第七章为结论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论文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多样化的聚集经济模型,并推导出倒“U”字型净工资一城市规模曲线,从而证明了最优城市规模的存在。　　 2.将劳动力流动因素和运输成本引入模型,得到可应用于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表明,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适度合理的政策干预可缩小城市偏离最优规模的程度。　　 3.基于模型设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通过计量检验,估算出不同类型城市的最优规模数值,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倒“U”字型曲线进行了模拟。　　 4.证明了城市增长边界存在的合理性,建立的城市增长边界与城市土地储备整合经验模型,为城市规模增长管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