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评价，如人生、人性、命运、情爱等等，在心中有轻重主次之分，这样就构成了个人的价值体系。在同一客观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作家的人格特质，其实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在《聊斋志异》中发掘蒲松龄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可由此窥见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及社会环境的变迁。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价值日渐沉沦的年代，有才华却不为世所用，在科举上屡战屡败，创作《聊斋志异》也不被社会认同。所幸历史并没有辜负他，他坚持立言，以便全面地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落实在文学这千秋大业上，藉着狐、鬼、妖、仙等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蒲松龄用了半生岁月立言，寄托了自己的爱与恨、哀与愁，以古折奥峭之笔，漂泊流离之情，借着《聊斋志异》反映满清封建社会的沧桑，总结了中国古代至清朝的传统价值观。他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处于十七世纪的人民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价值理想。　　在成长的过程中，蒲松龄的价值观受其家世、举业、情爱、交游及乡邻的影响。家世的传统令他追求功名，举业的失利又令他恨世道不公，也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此他的人生观和命运观总是紧紧相连。他的一生中，曾经和一些读书人建立过友好关系，如李尧臣、王如水、张笃庆、毕际有等等。这些人也影响了他的人生和命运观。　　蒲松龄对人性的丑恶和虚伪并不完全绝望，这可从他对人性真善美的描写看得出来。虽长年与妻儿聚少离多，颠沛流离地在富有人家中设馆授徒，他却懂得在百无聊赖时借鬼狐书写自己的白日梦，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使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因此，他的情爱观总是渴望艳遇似的红袖添香，在不违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认同知己之恋和自由恋爱，这在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确实是惊世骇俗的。　　蒲松龄认为:孝需要婆媳长幼双方的配合才会美满和谐;为了尽孝，可以做出超出常理的行为。自小受到父亲和叔叔的影响，蒲松龄也认同快意恩仇、义不容情的侠义观念，加之个性耿直，他经常愤讥大小官僚为了保住官职，匿灾不报。他也有感于乡邻百姓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常写诗记录下来。　　蒲松龄的价值观，尽管和当时的读书人如吴敬梓、孔尚任、曹雪芹、袁枚和纪昀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他自身的特点。毕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同，要写出一部《聊斋志异》，也只有蒲松龄自己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