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在于检讨要约撤销制度的正当性,即回答这样的问题:要约撤销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应当如何从制度层面予以救济。 论文伊始,首先介绍了要约撤销与要约撤销权的基本含义,以及我国的现行规范;然后对要约撤销权进行了简单的剖析,并回应了一些有偏颇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引发本文对要约撤销制度的检讨呢?或者说要约撤销制度存在什么问题吗?本文认为,要约撤销制度在两个层面存在问题:第一,在规范层面,要约撤销权与承诺权之间存在冲突,也可以说侵害了承诺权。而承诺权是符合私法自治原则的正当权利,按照常理,正当权利是不应受侵害的,那么,要约撤销制度是否值得置疑呢?第二,在事实层面,要约撤销权的行使在很多情况下会损害受要约人信赖利益。就此,不惟大陆法学者坚持信赖损害的非正当性,英美法学者也普遍认为应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这说明,我们的撤销权制度出现了问题,我们有理由怀疑要约撤销权的正当性。 那么,面对要约撤销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各国立法是如何回应的呢?这些回应是否足够,是否恰当?本文认为,各国的要约撤销立法模式可分为四类:自由撤销模式、有限制的撤销模式、撤销+赔偿模式与不得撤销模式,各种模式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要约撤销问题给出了对策,然而,这些解决模式都是不尽人意的。 可见,尽管要约撤销权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现有各国立法却无能为力。所以要约撤销权问题的解决不能再停留于表面,需要对要约撤销权进行更深层次的解剖。本文认为,伯林与哈耶克的“两种自由”理论可以胜任进一步分析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否定性自由与肯定性自由,看似只有一字之差,结果却迥然不同。一个会带来人人自由的自生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