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东汉早期的定都之争,汉代京都赋的创作贯穿着对王朝正统问题的思考。东汉赋家分别从“治统”和“道统”这两种正统观念出发,为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寻找都城合法性的依据;同时也力图揭示出东、西两汉和两都存在着的俭与奢、道与势的分野。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探讨都雍赋的长安与治统书写。赋中突出表现了对长安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特点的夸赞,和对西汉治统及其威势的推重,并使地理与政治两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些使得长安成为治统的标征。第二章探讨都洛赋的洛阳与道统书写。都洛赋盛赞洛阳“天下之中”的道统意义,有关“巡狩”的描写反映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道统天下观。两汉流行“五德终始”等德运思想与道统观念结合,影响了都洛赋的文本面貌,使之出现了大量有关前代圣王和礼仪制度的描写。这些使得洛阳成为道统的标征。第三章分析京都赋中的寄寓的正统之思。在现实政治中,“治统”和“道统”均处于政治正确的地位,这使得赋家不得不考虑犯忌的风险,故赋中出现了诸多迂曲的表述。对都洛派赋家而言,赋中迂曲表述的背后是对治统的潜在贬抑。他们进行道统书写、渲染光武帝的受命神话,意在更有利地彰显光武帝及东汉王朝的正统性,昭彰所谓“汉德”或曰“东汉之德”。第四章分析统系观念对京都赋文本时空结构特征的影响。从京都赋文本全貌看,诸赋在统系观念的影响下均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全篇的串联,呈现出十分显著的“今-古-今”时间性结构。在时间性结构的框架内,由于治统与道统观念的差异,都雍赋空间铺写及视角转化的节奏相对急促,都洛赋则相对舒缓。同时,都洛、都雍赋有关“天下”场景的“超视阈”描写又分别呼应着“王者无外”与疆域“大一统”两种天下观。第五章结合两汉大赋的创作流变,对京都赋正统书写之下赋家的个体心迹进行分析。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的正统书写都着意针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其意或颂或讽,这都反映了赋心与君心、道统与治统的离合与互动,也反映了赋家关怀当下政治的经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