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石父子爲核心的新学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术流派，属於广义的宋学的一支。慿藉政治权力，新学获得了官方正统学说的地位，在北宋後期的朝廷和社会之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追随者甚多。但是，南宋以後，在政治倾轧、程朱一系道学成为学术正统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新学遭到排斥、否定，其在历史上的形态、地位、影响等渐趋湮没。近代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但对於新学的学术特色以及王安石以外的新学学者，相关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本文即希望能够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的探索。　　超越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新学以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命之理爲核心，本於天道以制人事，在顺从天道的原则下安顿人间秩序。君臣关系、有爲还是无爲等问题都被他们纳入天人之道来进行讨论，而其学术根本则出於老庄之学，欲复道之大全而融会百家，建立适应时势的新经学。在享有共同学术基本架构的同时，新学内部则具有多元化色彩，不同的学者发展出各自的学术特色，如陆佃主要以礼家名物度数之学上通於天道性命，郑侠侧重於融会三教，而耿南仲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比较重视根据天道构建人间秩序，他们代表着新学不同的发展面向。在政治上，新学希望以其学术思想改造、重塑政治秩序，但有时又会根据具体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北宋後期的礼制论争，尤其是关於郊祀天地分祭抑或合祭的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鲜明。　　新学风靡一世，但也有许多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与之抗争。理学家从一体的角度认为新学根本未能体悟到“道”，以苏轼爲代表的蜀学立足於政治现实批驳新学的经义流於刑名法术，北方学者如晁说之则本於汉唐经学的立场斥新学之“新”。但仅管他们的学术观念分歧甚大，却都是科举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士大夫，处於同一学术风潮与政治文化格局之中，他们共同推动了“孟子升格运动”——孟子书升爲经、人成为圣的实现，体现着他们以道自任的精神自觉和对皇权的抗争。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新学实际上是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虽然新学最终遭到否定，但它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爲後来程朱道学正统学术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