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股东逐渐将企业经营权委托给高管,并根据其对企业的贡献程度确定高管激励。但是,由于代理成本以及信息不对成的存在,股东无法全面有效的衡量高管的贡献程度,不合理的高管激励措施可能会引起高管操纵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而损害了公司利益。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高管激励措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目前,很多学者研究管理层激励中显性薪酬与应计项盈余管理的关系,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主可以直接作用于现金流,不受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可以在会计期间的任何时点发生,它更为隐蔽且更具破坏性与风险性,高管在获得激励时是否还会选择这种高风险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值得探究的。因此,本文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同时薪酬激励分别以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在职消费作为代理变量,从显性薪酬、隐性薪酬两个角度全面分析高管激励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学者多集中于研究高管权力在中间的影响,很少关注内部控制是否作为调节变量也对薪酬契约产生重要作用。随着内部控制规范的颁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不断提高,降低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对企业价值创造和保护投资者利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在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是否能够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更有效的地发挥作用,同时提出合理建议,对完善企业对内部控制制度与薪酬契约的建立健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视角。本文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以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非正常生产成本、非正常费用与非正常经营现金净流量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深入分析了高管激励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并进一步研究了内部控制对高管激励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能够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适度在职消费对高管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替代作用,但过度在职消费会诱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发生。并且,内部控制质量高时抑制作用、替代作用更明显且减轻了诱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