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增长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长期以来,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生产过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型技术,促使农业绿色增长面临着水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产率低三重窒碍。传统农业生产率大尺度上把耕地面积作为环境承载力测算的依据,忽略了经济增长中环境问题产生的负外部性,因而真实绩效的误判可能会导致政府决策偏误。当前,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开始注重依靠环境规制干预来实现粮食安全、经济绩效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新古典主义”和“波特假说”对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产生了巨大争议。现阶段,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既定战略,可能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因此,如何依照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农业环境规制措施,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结合传统生产率理论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将农业生产造成的CO2和COD排放转化为环境成本,氮磷流失量作为一种负的要素投入,以绿色GDP的视角展开,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2000-2016年中国不同时期31个省（市、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变化水平,并利用“五年规划”和《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分时和分区,探讨GTFP变化的时空差异特征。同时,鉴于政策制定对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分类和中国环境规制体系现状,进一步细化环境规制因素,基于非线性关系假设,构建门槛模型研究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激励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分别作为门槛变量对中国农业GTFP增长的异质非线性影响机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GTFP年均增长3.65%,由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共同推动,但技术进步贡献较大。研究期内,农业GTFP增长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且东北区农业GTFP年均增长率最高,其次是西北及长城沿线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最后为黄淮海区。（2）各类环境规制对农业GTFP的增长具有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强度与农业GTFP呈现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激励性碳排放交易市场规制对农业GTFP产生不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自愿性规制仅在中等规制区间显著促进了农业GTFP的提高。（3）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最佳规制强度处于0.700-0.913之间,自愿性规制的最佳强度则处于0.268-0.753之间。同时实施两种环境规制工具时,激励性碳排放交易市场规制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强度的增大与农业GTFP大致呈现“负向-正向-负向”关系;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自愿性规制强度均越过高门槛后,两者协同加强规制强度时,会不断对农业GTFP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当且仅当自愿性规制强度大于0.443时,激励性碳排放交易市场规制会促进农业GTFP的增长。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并为如何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以推动农业绩效绿色可持续增长提供思路,主要包括:①针对地区间农业GTFP增长不平衡,应积极构建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全国层面同步推动先进清洁生产技术的转移和示范培训,防止污染天堂效应;②针对不同环境规制的异质性作用,应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加大对高产低耗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③针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最佳规制强度和协同规制效应,应加强各省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规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和规制工具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