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对于法院附设调解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仅对法院附设调解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国家法律缺少对法院附设调解的体系化规定,法院附设调解的界定和应用都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委托调解并不属于法院附设调解,也有学者认为法院附设调解包括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在应用中法院附设调解中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也受到阻碍。社会司法理论有助于明确法院附设调解的性质,对法院附设调解进行界定,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理论架构的基础上,对法院附设调解的实践现状和国外经验进行研究,促进法院附设调解的制度构建。社会司法形式多样,其发展是持续性的,着重于在社会治理领域对纠纷进行柔性化解,并且能够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教化社会个体、修复社会关系创口,从而进一步预防纠纷的产生。国家司法以其强制性的手段和规范化的程序性规定,保证了同一法律制度中的个体平等接受法律约束。然而国家司法更迭的滞后性、规则应用的局限性以及社会配套设施的缺乏,使得“诉讼压力”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司法意识到应用社会司法优势的重要性,主动创新国家司法解纷模式,使社会司法调判功能与国家司法裁判功能相融合,并利用国家司法权力为社会司法在国家治理领域发挥作用提供有力保障。社会司法渗透国家司法,不仅可以成为缓解诉讼压力的“一剂良药”,也有助于实现“综合正义”。由于调解程序的简便度高、开展调解的随意性大,法院对于多元解纷机制的引进在我国的主要表现是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是国家司法的社会化,以国家司法为理念基础,使社会司法发挥工具效用。并不是所有的法院内调解都属于法院附设调解,法院附设调解应当具备解纷主体与解纷形式的双重创新性。在法院附设调解中,应当着力避免国家司法对调解程序的过度干扰,为社会司法发挥作用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国家司法要从调解员管理、诉调对接和效力保障的角度避免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架空。社会司法主体在法院附设调解中,实现了主动到被动的转变,并且其专业性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对法院附设调解的理论审视之后,结合法院附设调解的实践现状,以及相关制度应用成熟的美国、日本的独特经验,从国家司法权力保障性作用的拓展、调解员管理制度的完善、“互联网+”之下的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高法院和当事人应用法院附设调解的积极性,同时避免“立案难”回潮,与此同时提高法院附设调解的智能化和便捷性,以期能够推动我国法院附设调解体系化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