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初俄国最典型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同时，她又是现代派诗人中极为特殊的一人。她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却在创作上与当时各大文学团体都颇有渊源。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多部长诗去反思现代伦理困境，试图通过叙述来建构一个新的伦理体系，解决现代人关于自身处境的精神危机。　　本文选取茨维塔耶娃的长诗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茨维塔耶娃的长诗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创作语境的全面考察，探究茨维塔耶娃如何以叙述为形式进行伦理建构。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叙述伦理理论为视角出发的文本批评。叙述伦理探究如何有效地运用叙述达到伦理效果，具体体现在叙述文本中的叙述目的、叙述原则、叙述归约性和叙述的文化立场。叙述与伦理结合，用叙述建构伦理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现代派作家认识到，叙述不可能“原样”呈现经验事实。在情节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述，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编汇成情节，即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因果——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伦理意义。用叙述建构伦理，符合现代主义讲求的理性与功效性目标。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部分按照茨维塔耶娃思想发展轨迹分为六章，具体分析茨维塔耶娃具有代表性的八部长诗作品。　　第一章《茨维塔耶娃长诗创作概述》论述了长诗体裁的特点，分析了现代派诗学语境下长诗体裁的发展沿革，并且对茨维塔耶娃长诗创作进行全面梳理。　　第二章《发现人格：确立人物模型》考察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第一首长诗《魔法师》的叙述结构与文体特点，发现长诗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其通过人物设定所象征的“诗人——伦理创造者”人格模型，并探讨这一模型在茨维塔耶娃之后作品中的复现。　　第三章《重估善恶：解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传统伦理价值观。茨维塔耶娃通过解构民间故事叙述，表现其解构传统伦理价值观，建立新伦理价值观的抱负。本章通过考察《少女王》《美少年》两部长诗文本与民间故事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对民间故事文本的解构方式，以及在长诗文本中重新建立的叙述结构，分析茨维塔耶娃在长诗中对善与恶定义的重估。　　第四章《身体乌托邦：“词”作为隐喻》：“词”的语音是词的意义的物质存在形式。在长诗《山之诗》中，茨维塔耶娃第一次探讨关于人的本质与存在的伦理主题，以语音为隐喻说明被本质束缚的存在。本章通过分析《山之诗》《终结之诗》中作为情节线索的音义关系，及其作为身体与精神关系的隐喻方式，探讨茨维塔耶娃伦理观中对本质与存在的认识。　　第五章《良知观照下的人道主义：情节的因果革命》：《捕鼠者》是茨维塔耶娃长诗创作的巅峰，这不仅体现在叙述技巧的成熟，更体现在茨维塔耶娃伦理思想的突破。在这部长诗中，诗人打破以往非此即彼的二元善恶观念。由于社会构成的改变，人发生了异化，而传统的人道主义定义已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本章通过分析《捕鼠者》叙述情节中因果关系的前后矛盾，结合茨维塔耶娃重要文论《良知观照下的艺术》，探讨茨维塔耶娃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定义以及新人道主义的思考。　　第六章《冲破规约：空间作为叙述主体》：空间是道德规范的隐喻。《自大海》中“大海”、“陆地”等空间看似开放，实则界限明确。《房间的尝试》中“房间”为封闭空间，但人在“房间”中，只能完整地看到三堵“墙”，打通一堵“墙”，“房间”则可能变为“走廊”。空间对自己的社会属性的突破，挑战人对界限的认识。本章通过分析《自大海》《房间的尝试》中作为叙述主体的空间对自我属性的突破，探讨茨维塔耶娃在长诗中对传统道德规约的怀疑。　　茨维塔耶娃在长诗叙述中，表现出一种新的思考和建构伦理的方法。这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既定形式与内容明晰界限的反思。本文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长诗作品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叙述学考察，分析其通过叙述所反映的伦理思想。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茨维塔耶娃生平与创作的理解，促进了对苏联二三十年代文化思潮的认识，更为叙述伦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