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张东荪,毕生以哲学兴趣为主,竭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特别是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促使了张东荪对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精辟的观点和见解,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内涵深刻的科学文化观。在张东荪看来,科学是以事物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去发掘其中“比较不变的关系”。科学的方法不是形式论理而是实质论理,科学的本质不在于科学的方法而在于科学的态度,以“态度”界定科学的本质,不仅突破了传统以方法界定科学本质的思路,还把对科学的理解推上了更高的水平。科学与哲学的对象界域、研究进路、功用、“真”的标准、根本性质、治学态度和地位是不同的。科学的对象界域是“事实界”,而哲学的对象界域是“理想界”;科学的方法是实证或实验,而哲学的方法则是向后的返省;科学的功用是为了满足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需要,哲学的功用是为了满足文化上的和我们情感上的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科学上“真”的标准是“实”,而哲学上“真”的标准则是“好”;科学在其性质上是对外的知识,哲学则是为了人们安身立命,是对内的知识;科学的治学态度是求精细与严确,而哲学的治学态度是求彻底与整全;哲学作为“科学批判的知识学或科学知识的批判学”,拥有比科学更崇高的地位,即哲学乃是科学之本。就是科学与哲学这些内在的界限,决定了科学再发达,终不能代替或蚕食哲学,科学与哲学各有特质,二者不但无抗争而且相得益彰。张东荪这些精辟的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在科学时代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而且为我们全面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推进科学与哲学在当代的协同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张东荪还通过致力于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研究,在李约瑟之前为一直困扰人心的“李约瑟难题”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中国在传统哲学上,不注重“本体”观念,只关注“整体”思想;在古代逻辑上,缺乏“同一律”,重视“相关律”:在传统思想上,忽略“物”的观念,偏重“事”的观念。张东荪这些独具特色的见解,不仅从根源上追溯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而且为我们探索“李约瑟难题”,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的健康长久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且富有启示意义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