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是现代化变革的根本性因素。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制度变迁史。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与其相适宜的社会政治制度框架问题。实践表明，制度变革的成效直接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在中国，政治一向具有极强的弥散性，其在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建构具有明确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然而，恰恰是为迈出这一步，中国差不多就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自1898年才进入制度层面改革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由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到民初军阀割据，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这种制度变迁的漫长曲折的历程。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性地运用当前经济科学领域比较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即新制度主义，动态地描述和分析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试图从中找寻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期能对今日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有所启示。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四个部分。前两部分展示论文的理论模式。其中，第一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在学术界，已有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史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就目前而言，占主导地位的当属现代化理论。人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把实现现代化当作一个目标去追求，即已经完全接受、认同了这一理论。因此，本文也采纳现代化理论作为解释中国政治的基础。在这一部分，论文首先回顾了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追踪了现代化理论的最新发展。无疑，即使是最完善的理论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以及应用域的局限。现代化理论亦如此。由于其在早期发展中明显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受到来自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内部及“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对立理论的批评，一度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其他对立理论自身也存在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其理论进行革新、发展和完善等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现代化理论”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正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论文在这一部分除论述了现代化理论的过去和现在外，还在充分吸收前人和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阶段划分”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部分是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规则（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博奕规则”。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并且制度总是变迁的。这样，历史的进步和政抬经济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传统政泊学的学术偏好之一就是制度研究。本文把制度变迁理论引入到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当中，以期从新的视角对这一进程进行更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一部分，论文对制度、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词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语义分析和概念界定，还概括介绍了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成因、主体及其模型等方面的内容，最后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适切性分析，主要是针对其在社会政治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本文立论的一个基础。 第三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和核心。论文紧紧围绕制度变迁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这一轴线，通过对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后辛亥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化进程的纵向梳理，较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困厄。其中，尤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门927刁937）现代化建设从社会政治整合的角度进行了重点分析。通过以上分析，论文概括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特点，即：被动防御和消极应对致使多次坐失良机；内外交困和重重矛盾始终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消极负面作用对当时甚至其后现代化的长期有效发展影响深远。 第四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与归宿。通过前几部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与历史梳理，论文归纳总结了事关后发现代化国家制度变迁成败的几个重大问题。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即现代化中的国家，山子时空的限制，出现制度短缺是其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转型社会的重要任务。而要解决制度短缺，必然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既是制度内在生长的过程，也是制度外在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制度变革的整体渐进与局部突进的协调，更要注意在制度变迁中或隐或现的种种陷阶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