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为保全工业精华,沿海及邻近战区的工矿企业大举西迁,为妥善安置内迁工厂,国民政府制定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工业布局方针。重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战时陪都的政治优势吸引了大量工厂内迁于此,在国民政府战时“尽快复工以谋生产”的要求下,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尽量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由此形成了以半岛为中心大规模集聚,以两江沿线为轴向四岸延伸分散的战时工业布局结构。截止1940年底,先后共有二百四十余家厂矿迁至重庆,为尽快复工以保障战时急需,国民政府在重庆市郊谋划了若干个工业区,“充实其动力与运输设备,使各种工业依其性质得有适当萃聚之所”,以母城半岛为中心,在周边先后形成了江北、南岸、沙磁等工业集聚区。工矿集聚一处,共享水电、码头、公路等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李家沱工业区就是战时后方新建民营厂矿集聚区的典范。与工业集聚相反,工业分散的移动方向是由工业集结的地理中心向其外围地区扩散。重庆山隔水阻,高低不平的地貌决定了城区发展不可能出现连续匀质的集聚,加之出于战时安全和工业良性发展的考虑,二百余家厂矿依其工业属性分散布置在两江四岸。工厂疏散各地虽有安全隐蔽、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之利,但也面临着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既要尽力分散确保安全,同时又要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在具体的勘址建厂过程中力图靠近城区,将工厂散布在以半岛为中心的城郊地区。内迁工矿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城郊是迫于时势需要,利在速成,未必尽合经济条件,但奠定了重庆近现代工业布局的模式。伴随着战事结束,原有的工业布局已不再能满足城市发展目标的需要。通过对战时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的研究,借鉴其合理性的因素,并分析其布局模式的弊端与缺陷,结合重庆市的特有的历史、政治和自然环境特点,将其运用到当代重庆市的工业结构调整中,为新时期重庆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优化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重庆在未来的发展中掌握大局,使区域内产业布局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