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争论是一种持续的对抗性的针对涉及根本的科学问题的不一致的讨论，而这些科学问题是不能通过所涉及学科的标准方法而得以解决的。科学争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场域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是得益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既开创了科学争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对争论问题的研究却又导致了严重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强调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利益的重要作用，对于人们理解科学的实际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利益与知识生产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上的决定性关系，无法表明利益可以进入科学知识的内容。这就意味着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对于知识增长的说明尽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针对柯林斯所称的实验者回归与通过核心层的磋商而解决回归，物理学家认为，在引力波的探测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做出了合理的判断。尽管没有任何正式的规则可以采用，整个过程还是很明确地遵循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准则。
　　本文力图立足于理性主义立场，运用历史研究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科学争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以建立起解决科学争论的合理机制。本文认为，科学争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解决依赖于多种复杂因素。然而无论如何，经验证据、科学推理与修辞论证都是解决争论不可缺少的三个方面。
　　首先，经验证据是解决争论的事实基础。离开了经验证据，任何争论都失去了解决的基础。经验证据究竟在科学争论中对假说的确认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阐释就是科学确证。确证理论旨在阐明经验证据是否支持假说或理论以及支持的程度。科学确证的不同模型都表明，证据对假说的不同程度的支持，对于科学争论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经验证据构成解决争论的事实基础。
　　其次，科学推理是解决争论的方法保证。在争论中，经验证据并不是自明的，自身并不能解决争论。这样，由证据走向理论或假说，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推理。其中，既包括归纳推理，又包括演绎推理。在这里，利普顿所提出的最佳说明推理，对于科争争论中科学家的理论选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离开了科学推理，要解决争论是不可能的。
　　第三，修辞论证是解决争论的策略手段。如果存在着确定无疑的事实，争论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因为缺乏确定无疑的事实，科学家之间才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因此，在争论的解决过程中，科学家为了说服对手，不能不采用辩证与修辞的手段。马尔切洛·佩拉通过分析修辞学与辩证法的内在机制，力图在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他构建了一个科学的辩证模型，认为它为解决科学争论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本文认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构成了科学争论解决的一种修辞策略，科学家通过求助盟友、占据要塞、建立网络这样一种步步推进的过程，力图让对手知难而退，以解决科学争论问题。
　　在争论的解决过程中，科学家尽管要采取修辞论证手段，但这种修辞论证必须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推理，才具有现实意义。离开了经验证据与科学推理，纯粹的修辞论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经验证据并不会自己显示，它需要论辩双方在科学推理的基础上，在语言交流中运用修辞手段才能展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争论过程中，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科学推理和修辞论证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没有修辞论证的科学推理是单调的，而离开了科学推理的修辞论证是空洞的。在科学推理与修辞论证之间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
　　科学发展中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实际上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历史过程。在常规科学中，总是存在局部性、阶段性的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本身又是一个过程，其中隐含着一种逐步的常规变化，并非是库恩意义下的那种简单的两者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科学从整体上表现出巨大的历史继承性，而在局部上又往往表现出深刻的革命性。正是这种历史继承性与革命性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科学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科学争论的解决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争论的解决就意味着科学进步。认知科学中的概念变化理论与框架模型，对科学革命中的范式更替与科学争论中的理论选择提供了新的说明，从而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问题给出了回答。尽管科学家有时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但科学本身存在一种纠错机制，或者是科学共同体对这种错误作出纠正，或者是后来的科学家对此进行纠正。这样，受到更多经验证据支持，有着更大的解释与预测能力，能解决更多问题的理论就能在争论中获得胜利，它们对其竞争对手的替代，就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