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知识的逐步增加，权利的意识在人民群众中也逐渐增强，在此基础之上，当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医疗诉讼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大家维护个人权利，保障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医疗纠纷也就成了近年来社会上持续关注和持续升温的一个热点，这一热点也通过持续迅速增长的医疗纠纷案件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在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诉讼案件胜负的关键，当医疗纠纷中的侵权难以定性，医生和患者用都很难用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观点时,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在法律界、医学界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民事诉讼中解决医疗纠纷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立的，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案件采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原则。但是,《证据规定》的出台,在法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虽然我们从法理方面认为证明责任倒置设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不仅有利于减轻患者的证明责任，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并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从而及时审讯和判决医疗纠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由于医患双方的不信任，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也日益显现出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给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医疗界,很多医生及医务工作人员普遍都认为在医疗纠纷证明责任中完全践行证明责任倒置不仅会对医方增加举证难度，更不利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通常情况下，医方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在败于未来不可预知的诉讼，往往采取防御性医疗。因此医生在平时热衷于撰写、擅自修改病历,和进行毁灭证据等，对病人的病情漠视，从而导致我国医患矛盾愈演愈烈。因此在我国2000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专门对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分配方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方和患方之间的权益。但是证明妨碍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与医疗活动自身的特点、医疗诉讼的专业性、医疗诉讼中证据偏在和医疗界所产生的“沉默共谋”现象是有关。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和医疗机构往往处于相对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与其相对的患者一方往往则是处在弱势以及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医生和医疗机构在医患关系中，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不论是从诊治的手段还是对于证据的掌握都导致了医患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这些信息和手段的不对称性可以表现在医疗机构的检测化验等诊疗手段，也可以表现在医生对于病人的病况、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案，特别是在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时候，无论是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都会处在一种麻痹状态，更无法了解到手术的全貌。除了上述状况患者无法掌握之外，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一般患者不明白医学知识，从而为医生实施证明妨碍行为时拥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例如医生伪造、篡改、销毁病历或者不按规定及时保存病患的送检血液或者排泄物等样本，这样的行为，都会导致在诉讼发生时患者一方无法进行正常的举证，致使患者一方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由于生命权和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我们最重要的权利，医疗活动恰恰直接作用于这些我们基本的、重要的权利，而由于医生和医疗机构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在医疗纠纷时使得医生和医疗机构更为便利的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基本权利以及患者在医疗诉讼发生的正常诉讼权利，所以对医疗纠纷中证明妨碍进行单独研究是具有必要性也是意义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