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伊始,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已初现端倪。但美国为确保对日本的单独控制和稳定日本国内形势,采取了消极处理政策。而随后冷战的爆发与日本在美东亚战略中重要性的凸显更使美国与日本右翼达成“和解”,并直接导致部分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出现。二十世纪中后期,日本的经济腾飞之时,其历史认识问题也不断发酵。美日之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美民间反日情绪与历史记忆重合,但美政府和精英人士依然保持了相对克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外部负效应递增,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形势的稳定与美东亚战略部署的推进,美国开始进行日益频繁的有限干预,美日之间的分歧也逐步暴露。美国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是三大忍耐底线与五大介入限制因素互动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三大忍耐底线,是指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发展不可打乱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不可影响美日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可挑战美国国内基本价值观与国际舆论共识。一旦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升级态势触及到了这三大底线,美国就会选择出手干预。与此同时,美日同盟关系与美自身战略利益、美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立场差异与相互牵制、美日双边历史问题与日本国民情绪、美国对东亚相关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浪潮的偏见、日本对外宣传与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等五大因素也限制了美国公开介入的频率与力度。中美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需要达成更多共识。中国需要以全局谋略提高政策前瞻性和针对性,以更多元的公共外交手段争取美国舆论的理解,在加强自身研究基础上推进国际研究合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翻案者”一直不依不饶、绞尽脑汁、伺机而动,“貌似沉默者”谨言慎行、因势利导、从中渔利,我方也需要于大处谋篇,于长远计议,于细节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