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依据党规对党员的通奸行为进行处罚,并将“与他人通奸”的违纪情况向社会通报。这实际上意味着03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规定的落地执行,体现了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但也面临着争议：其一,通奸行为涉及的是党员私下的性道德,党规将通奸的道德规范强制化的正当性何在?这是法理学经典问题的延伸。首先,笔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探讨说明了我国法律确实给私人的通奸行为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其次,笔者分别从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的角度,初步论证了党规“超越法律”规制通奸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其二,对党员“与他人通奸”违纪情况的通报,是否侵犯了党员个人的隐私权或者名誉权呢?首先,笔者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探讨了通奸是否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但我国立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的立场也不一致。因此,笔者从科斯理论出发,论证了笔者的观点：公共知情权应当优先于有公职党员的个人隐私权,而无公职党员的个人隐私权则优先于公共知情权。最后,笔者也对违纪通报的边界提出了建议：不对无公职党员通奸行为进行通报,并在违纪调查中极力避免雷政富类型的事件发生。本文的分析实际上进一步说明了党纪严于国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