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中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最高刑设定为死刑。对于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研究。本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研究,发现我国对于运输毒品罪及其死刑适用的规定逐年趋于完善,详细规定了在运输毒品过程中受雇佣运输毒品、共同犯罪、数量情节与其他情节并存时的具体处理方式。第二部分:通过对司法实践中2014年至2017年随机抽取全国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的321个案例的统计研究,发现了运输毒品罪死刑案例多发于我国西南部偏远地区的无业群体,另外,在审判过程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适用率大大高于死刑立即执行。第三部分:详细研究每个案例中的的具体量刑情节,从法定与酌定两种量刑情节的角度研究运输毒品罪在被判处死刑时的具体适用,发现了在具体量刑过程中,我国法院基本按照“数量+具体量刑情节”的模式予以判定,但在具体量刑情节适用时存在部分冲突情况。第四部分通过对案例普遍规律和具体量刑情节的统计,发现存在于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包括:毒品数量等级的认定缺乏标准且无对应刑期;运输毒品罪死刑的适用具有较强特殊性;从严情节和从宽情节有时没有差别对待;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间标准不明。第五部分针对运输毒品的死刑适用问题,建议明确毒品数量等级认定标准和对应刑期;在合理的范围内考虑运输毒品罪的特殊性;尽量明确适用死刑时各量刑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标准;明确区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