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开端,是宪政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的议员选举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产物。清朝末年,西方选举思想通过传教士的文化传播、国人翻译“西学”、出洋者的介绍等多种方式传入中国,为清末民初议员选举资格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预备立宪”的开展,晚清政府出台了《资政院院章》、《谘议局章程》等法律文件,规定了中央资政院议员和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资格。资政院议员由钦选和民选两类议员组成。钦选议员主要是宗室王公、高官显贵、纳税多额和硕学通儒,他们其实是晚清贵族和地主官僚的代表。民选议员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产生,由各省谘议局议员先互选,再由各省督抚选定。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资格,在五千元的财产标准之外,另设学历、功名、资望、官职等诸多标准,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是中国传统绅权的延续与变形。民初在继承清末议员选举资格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际规定了中央参、众两院和省议会议员的选举资格。一方面,议员定额比清末增多,并专设蒙古、西藏、青海地区议员和华侨议员,议员代表更具广泛性。另一方面,议员选举资格在年龄、财产、学识等方面的要求比前清大大降低。尤其是对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和五百元不动产（蒙、藏、青海动产计算）财产资格的规定,贴合社会现实,扩大了选民范围,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实现。总体来看,清末民初议员选举资格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结合了本国实际,虽然选举资格限制比同期世界各国要严格,但考虑到当时民主政治刚刚起步,选举资格的规定有其现实合理性。纵观清末民初选举资格的规定,对选民的资格要求逐步放宽,选举资格标准也逐渐降低,扩大了选举基础,选举法的进步趋势显而易见,初步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选举制度。清末民初议员选举代表了代议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际选举中,民众投票积极性逐渐增强,选民比例逐渐上升,它为社会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打开了一扇窗,为国人提供了宝贵的宪政教育与锻炼机会,一定程度实现了分权制衡。但由于当时国民的权利意识没有完全觉醒,加上选举资格标准过高,政府操控、贿选等原因,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被排除在选民队伍之外,议员选举成为当权者维护统治操控政治的工具,与代议制的本质相差甚远。这一切究其根源,是选举资格的规定与选举权设置的初衷相悖,与宪政的核心问题——以权利限制权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