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就有意识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展开了批判。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找到了打开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钥匙,即通过对劳动、私有财产的批判,将其与资本、工业的现实关联揭示出来。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巨大的工程,描述并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运行方式和内在逻辑,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揭示导致其自我解体的力量,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寻找这一文明的根本缺陷,并在其内部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解体的根本矛盾和促使共产主义生成的革命因素,把共产主义的潜在趋势和可能面貌呈现出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自行绽开,以此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批判。一方面,马克思从哲学基础的存在论变革这一原则高度切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哲学本体论上的改弦更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地。作为新的实证科学的典范,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展开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使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突破现代意识形态的限制,而立足于社会现实、社会关系、交往活动等人类的生存根基之上。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各种现实关系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进行了去范畴、去概念的清洗还原,揭示出其现存的社会关系不是逻辑先在的,而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出来、并且不断改变着的。劳动与资本在社会-历史的现实基地上是内在关联的,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资本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历史运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这同时又是一个推动现实社会关系发生改变的活动过程。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表面看来马克思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学生,是经济形式分析、抽象演绎法的拥护者,但事实上马克思与经济学家们存在着本质差别,这一原则差别是通过将辩证法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而实现的。在政治济学批判中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得到了张显,正是由于马克思将科学的方法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进而划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得以确立,使辩证法成为普遍适用于研究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就此而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科学方法论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两个方面,并且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出来。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视域出发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限度进行了最关本质的揭示,这一原则和基础的定向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研究方法上完全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经济思想流派,就像马克思本人所说的,他旨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资本论》一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此而言,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要比经济学家们更具有综合性、整体性,从而便具有了批判的原则高度,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思想。马克思通过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观念进行了前提性批判,最终使资本主义各种现存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逻辑必然性的遮蔽下自行绽露出来。文章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为研究对象,旨在从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进而实现哲学的生存轮转向这一角度出发,来深入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及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从整体上来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地,及其作为不同于“资产阶级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目的,从马克思与经济学家们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差异,进一步指出“革命的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并通过具体阐释、分析马克思与形以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庸俗经济学者的理论论战和观点分歧,提示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行使批判职能的原则高度及其对旧哲学存在基础的颠覆力量。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现实基础的批判纳入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当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规律的揭示,使社会现实向自身敞开,并要求在理论上趋于一种能够解释自身的真实的科学。因此在消费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澄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义,揭示出将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线索,及其对消费文化进行批判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局限,进一步提示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现今消费社会的内在关联及其批判的当代意义,对于具有反身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阐释其当代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理论目标实现之真正可能,则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开启的历史唯物主义境遇中,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并在与当代哲学所展开的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中揭示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