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下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央与地方签订的分税合同与分成合同,其中分成合同是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部分所在。在讨论地方财力不均时,主要受到关注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区财政努力的不足往往被忽略。转移支付作为均衡地方财力的主要制度,已有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努力总体上呈现负向激励。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成既是税收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从逻辑上说收入分成先于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对地方财政努力有更直接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分成合同对地方财政努力的正向激励效应小于分税合同。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下,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其政府行为受到政治因素的主导;“制度逻辑”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还受到非政治因素以及地方自主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地区财政努力和税收努力做出估算,估算结果表明地区财政努力地理集聚效应强烈,且地区差异明显,税收努力则呈现出稳定性特征。根据估算结果和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地方财政努力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以收入分成为代表的政治因素、非政治因素以及地方自主性。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的结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财政努力的回归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获得高收入分成比例时,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进行努力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策略活动对地方地理空间有较强的负向溢出影响。收入分成的空间滞后项表明收入分成所产生的效应在地里位置紧密的地区之间发挥着作用。财政支出水平的回归系数表明地方“压力促进努力”效应明显;其二,税收努力的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成的比例对税收努力的正向作用大于对财政努力的正向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税收收入策略活动对地方地理空间中负向溢出效应明显。财政支出的空间滞后项揭示了财政支出水平对竞争性地区空间外溢效应的作用特征,说明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对税收努力有抑制作用,进一步说明有可能地方政府对竞争性地区的税收努力表现出的策略替代效应。本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提高中国地区财政努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供参考,一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首先做好“分事”,其次明确各级支出责任;二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分成比例,重点在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三是完成“分成”到“分税”的过渡逐步完善分税合同的实施条件,以相对彻底的分税替代分成。对此,可以考虑减少共享税种,确定归属地方政府的税种;四是完善地方税体系,寻求适当的主体税种,提高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最后,还要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提高地方财政自主性,地方政府逐步完成从“代理人”到“参与人”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