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中坚地位不断凸显,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赋予了大学参与区域创新体系新的历史使命,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备受关注,成为学者们乃至社会各界研究的主题。因为,大学作为唯一能生产出“能生产和转化知识的人”的组织,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全力致力于知识创新、技术转移与转化。同时,大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与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广泛互动。然而,今日的大学、企业、政府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一方面,大学行为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大学、企业、政府参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动力不足。究其根本,影响当前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大学在政府、市场博弈关系中的行为选择问题。　　大学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二是技术创新产品的提供;三是知识的生产。本研究将大学、企业和政府视作区域创新体系的三大主体。三大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驱动下行动,每个主体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身的特定目标服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三者间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博弈,同时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产生联合行为。从大学行为与政府行为关系看,二者为利益分配而博弈,因科学技术而合作;从大学行为与企业行为关系看,科技成果既是合作的结点,也是争议的焦点;从大学行为与校际行为的关系看,二者为公共资源而竞争,因学科互补而合作。根据三重螺旋理论,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间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互动机制、自反机制和适应机制。它要求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大学、企业、政府必须寻求最佳合作路径,以实现多赢。　　基于此,本研究在全面梳理“武汉?中国光谷”区域创新体系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大学在区域中与其它创新主体合作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以及理想的大学、政府、企业互动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和互动机制。在中国光谷区域创新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其中的最适作用便是知识创新与科技创业。继而,在华中科技大学之于光谷和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之间寻求差异,发现了知识创新的永恒价值与科技创业的边界条件。也即,之于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保持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卓越,不断创新技术成果,培养出能够把最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的高素质学生乃是其核心使命。至于中国大学在技术转化中的特殊任务,即校办产业是发展的必然过渡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体制的健全,校办产业会逐渐走出校园,吸引社会风险投资而规模化发展。我们认同校办产业是中国大学的暂时性发展策略,也坚信,校办产业会逐步演变成衍生公司,走向社会。当然,这有赖于政府角色和作用的切换,担当起自身的最适作用:在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和研究资助等方面做出应有努力。　　虽然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对于大学自身而言,为实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采取开放的姿态并与区域内大学、政府和企业全面合作并形成大学联盟、与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关系致力于协同创新才是其最佳路径。在华中科技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史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从研究型大学迈向创业型大学将是研究型大学主动适应并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明智之举,这也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趋势所在。因为创业型大学致力于“凭借自己的力量,积极地探索在如何干好自己的事业中创新;它寻求在组织特性上作出实质性的转变,以便为将来赢取更有前途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