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民族主义来构建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民族是现代国家成员的一种集体身份,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作为标识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本文以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史密斯的学术思想,增进我们对民族认同的理解。史密斯在民族认同起源的问题上,通过对现代民族主义和原生民族主义的批判,建构起族群-象征主义体系,在他看来,民族认同并非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纯粹的人为建构的产物,也不是原生主义所认为的民族认同是根植于民族血脉的原生产物。在批判和吸收两种学说的基础之上,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根植于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能够为个人提供一种身份辨识。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对象是多元与融合的,民族认同的对象既不仅仅来源于建构的符号,也不仅仅来源于天生的血缘关系。他指出民族认同存在西方的“公民”模式和非西方的“族群”模式,并归纳出具有通识性意义的民族认同对象的五个维度,即共同的祖地、共同的习俗、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大众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面对全球化进程,安东尼·史密斯驳斥了民族认同“消亡说”和“衰减论”,他对于民族认同的未来依旧持乐观的态度,全球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形式得到了重新的定义和巩固,超民族认同难以形成,民族认同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依旧举足轻重。史密斯所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范式在民族主义理论谱系中处于中间的位置,是一种“折中的路径”,该范式为理解民族认同的起源、对象等核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史密斯的民族认同理论过于强调历史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忽视或者轻视了经济、政治等其他因素在民族发展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