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柏拉图以来,技术就一直在哲学中处于边缘地位,它们是非知识的场所,只是作为人的使用工具而存在。但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的产生使技术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人在机器之中,成为了机器的一个零件,不是人在使用机器,而是机器在使用人,技术拥有了自己的动力。由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延异。延异既不单指人,也不单指技术,它是两者共同的可能性。人与技术之间相互反射,相向运动,共同构成了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从人与技术的新型关系出发,斯蒂格勒论述了其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思想。由于技术是人的生物遗传的外延,所以人将自己的记忆存储于外在化的第三持存之中,这是将来的人所必须接受的未曾经历过的过去。将来的人通过第三持存为中介,回到那早已消失的过去,形成未来对过去回归。由此人与技术构成了一种延迟的程序,历史在这种延迟的重复中前进。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却将这种程序完全地打破了,记忆能够实时的被我们接受。由此实时的第三持存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也开启了斯蒂格勒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斯蒂格勒数字化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斯蒂格勒数字化资本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三条线索。第一是西蒙栋、吉尔和勒鲁瓦-古兰的技术哲学,第二是传统的欧洲哲学,它包括康德的三重综合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第三是现代科学渊源,它包括现代数字模拟技术和生物技术。第二部分论述了斯蒂格勒数字化资本主义思想的逻辑基础,即“谁”与“什么”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论述:一是从卢梭的先验人类学和勒鲁瓦-古兰的技术人类学,二是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第三部分论述了斯蒂格勒数字化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与模拟技术的出现使延迟的第三持存变为了实时的第三持存,使个性化的“我”变成了相同的“我们”,由此开启了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我们要彻底走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困境,必须要求助于技术的药理学,从技术本身去解决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问题。第四部分论述了斯蒂格勒数字化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及现实启示。斯蒂格勒的数字化资本思想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它能够为我国如何面对现代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