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不断地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过渡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开始不断地加深与制造业价值链的融合,使得二者之间呈现出协同集聚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提升着要素的流通速度,促进着城市群的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群俨然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各城市群中建立长久有效的跨地区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成为当前一个热门话题。而山东半岛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地位突出,不仅是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我国执行“产业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不可或缺的城市群之一,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山东半岛城市群也面临着内部城市分工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因此,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来说,如何加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的融合,如何凭借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作用效果来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利用2003—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个地级市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基于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工业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个角度出发,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个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并在区位熵相对指数法的基础下,从协同的质量和高度两个层面来测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门槛面板回归等估计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促进着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而在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背景下,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促进着经济增长,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大多抑制着经济增长;另外,教育水平、政府干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增长是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增长是显著地抑制作用。为更深入分析研究对象,本文首先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平方项,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接着,又引入门槛变量城市规模,发现在不同的城市规模背景下,山东半岛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着明显地差距。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采用差异化发展战略,合理布局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群内部产业间的动态转移,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针对制造业的发展,要以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为核心,调整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做到因地制宜、分层次发展制造业,以此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针对二者协同集聚发展,要做到多举措、全方位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体现在科学合理地规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降低显性交通交易成本以及隐形制度成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