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经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农民福利得到有效改善,但是无论从区域差距还是城乡差距来看,贫困地区农户福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0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发展理念,该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公平性增长,目的是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到更多的普通人群,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提升农民福利待遇,推动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而金融抑制导致农民信贷资金的缺乏会在多方面对农户福利产生负面影响。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9个“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村金融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均提出了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等要求。因此,如何发挥农村金融在改善农户福利中的作用,为探索我国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川渝两地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宏观数据,以及26个村,520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进行研究：第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户福利的演变历程。从宏观的时间序列来看,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小幅度波动,但是总体趋势大致向上。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在90年代中期以前逐年上升,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下滑。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农村金融覆盖密度保持平缓的上升趋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初这种下降趋势才得到有效遏制。从福利指标来看,农户的收入、消费和家庭净资产不仅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值,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扩大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农户非农收入增速快于农业收入,农户的资产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对收入的影响。基于样本地区的面板数据,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分为分解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四个指标,具体分析每一个金融发展变量对农户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均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但是农村金融发展对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均强于农业收入,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非农收入显著性较强而对农业收入影响的显著性较弱,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影响方向完全相反。加入控制变量后,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影响方向上没有变化。第三,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及流动性约束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变量。在农村金融发展变量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农民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但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性较弱。此外,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长期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显著刺激农民的消费支出的增加,而长期内对农民的消费支出影响微弱。利用传统的λ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为严重。利用改进的流动性约束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依然是解释农户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因素,而不确定性对农户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实际利率的下降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也没有显著促进农户消费的增加。第四,贫困地区农村信贷约束的福利损失效应。贫困地区农村信贷约束普遍。农户的耕地面积、教育和医疗支出、家庭是否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家庭规模、家庭老人和孩子数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农户家庭金融资产余额和家庭收入对信贷需求的影响是负向的。其余变量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专业技能、家庭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有无亲戚或好友为乡村干部、是否村干部、家庭礼金支出、是否参加联保小组、该村人均收入、村庄人口总数对资金供给有正向影响,家庭老人和孩子数对资金的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余变量对资金供给的影响显得较为模糊。特别的,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的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越小。信贷约束导致农户福利净损失,其中对消费的损失效应最大,对非农收入的损失效应强于对农业收入的损失效应。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普遍性,使得福利损失在亲朋好友间相互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