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其创新水平代表着技术的前瞻性、先进性和自主性,也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而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依赖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因为技术效率的高低能反映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能反映产业对市场需求状况变化的适应能力。这对于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技术效率表示生产者的实际活动接近前沿面的程度,其大小实质上反映了生产者的能力,是一种使用现有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除了与系统内部因素有关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外部环境越适应于企业目前拥有的技术,企业越能释放自己的潜能,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这就是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问题。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目前的制度安排是属于过渡性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结构调整还不到位、社会权利结构还不稳定的具体反映,所以进行适应性调整是必然的。由于适应性效率描述的是制度结构特征,而这个特征与国家制定的规则有很大关系,因此,以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推动的方式来影响产业技术创新成为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本研究以科技政策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视角——政府R&D资助和科技政策文本为代表,通过检验这些方式的作用效果,为制度结构变迁提供依据,以加速我国体制转轨的进程。鉴于此,本文在对技术效率分阶段评价的基础上,基于非参数模型方法,分析政府R&D资助这一环境变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揭示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技术效率的机理。同时通过建立系列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政策的影响效果,形成对科技政策的评估。以此揭示了科技政策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提升的这一政府作用行为,为找到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提升的路径提供依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总的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很快,总量不断增大,规模不断扩张,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保持了平稳的发展,但研发投入强度增长缓慢。从二位码行业内部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绝对主导,但研发投入强度却很低,说明在创新能力的提高方面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从地区分布来看,高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不仅规模最小,创新能力也最弱。从高技术产业成长能力来看,所有的行业都呈上升趋势,其能力受产业规模的影响较大,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产业技术结构和产业组织绩效方面,具体为:要素高级化程度不高,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盈利不足、附加值较低。第二,对高技术产业2000-2016年12个三位码行业,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在研发阶段和转化阶段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进行了测算发现:无论是在研发阶段还是在转化阶段,综合效率的提升都来源于纯技术效率,但很多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受到了环境的制约,规模效率却获得了较好的运气,说明调整目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是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形成的关键。第三,从科技政策中较为典型、直接的政策方式——直接资助的视角,以及科技政策文本量化的视角,对科技政策进行了评价。对政府R&D资助的现状研究发现,政府R&D资助的增长趋势平稳发展,但是各细分行业存在差异;政府对各细分行业的资助水平对于技术效率并不起决定作用;转化阶段的政府资助水平对技术效率存在一定影响;政府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对科技政策的评价是以726条政策文本为样本,从政策效力、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个维度,对科技政策进行细化,继而基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科技政策颁布的数量和效力角度来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科技政策经历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演进范式,较发达国家相比演进较快;科技政策的效力普遍不足,其中在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方面尤为突出;在政策目标体系中的政策,鼓励完善创新体系的政策得到了高度重视,但对一些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重视不足;政策工具缺乏协调性,需求政策在数量和效力上远不如供给政策和环境政策。第四,基于非参数模型方法,分析政府R&D资助这一环境变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在研发阶段还是转化阶段,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基本验证了政府干预R&D投入的相关理论。从影响效果来看,对生产前沿面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但对非效率分布的影响却不理想,尤其是近几年,都出现向无效方向延伸的情况,这正是政府R&D资助效果下降的原因所在。第五,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单一科技政策和科技政策组合特征对高技术产业在研发阶段和转化阶段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部分单一科技政策对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都产生了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科技政策组合的综合性和一致性效果都较好,但均衡性存在问题。据此,科技政策在颁布、设计、实施和调整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科技政策的效果,尤其是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提高科技政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