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工农业的发展又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首要任务是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可是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要迅速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颇为不易。为此,党和国家积极地、有计划地尝试通过一系列社会革命来变革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将技术革命作为实现这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试图借此来改进工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力。纵观20世纪50年代技术革命方针的演进过程,先后经历了“以洋为主”、“土洋并举”、“以土为主”三个阶段,呈现出在“土”“洋”两者间移变。党和国家为顺利推行技术革命,开展了相应的前期工作准备。一是要改变民众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观念,依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便于进行技术推行工作。而各地建立的国营农场更是率先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活动,在当地发挥着技术示范作用。并借此达到在农民中宣传“技术与生产力结合”的观念,解放农民思想。二是做好引进苏联技术的相关工作。整个50年代,中国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中,这不仅阻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更是阻断了中国的技术发展之路。如此看来,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做出“一边倒”的指示,不单单是政治外交上选择苏联,更预示着日后经济上选择依靠苏联。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由于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促使中国工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也随即被注入了苏式基因。对此,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各地都是无比尊敬苏联“老大哥”,并都秉持着“以苏为师”的信念。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随着中苏分歧的日益扩大,毛泽东决心找寻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因此,技术革命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即借此来尽快实现“超英赶美”,体现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于是中共和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便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中共技术革命方针也随即发生转变。自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两条腿走路”方针后,技术革命的一部分注意力逐渐从“洋”转移到“土”。不久之后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共正式提出了“土洋并举”技术革命方针。“以洋为主”到“土洋并举”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放弃对先进技术的追求。相反,随着中苏分歧的日益扩大,毛泽东干好技术革命的念头也愈发强烈。毛泽东把目光转移到国内知识分子身上,希望能凭借他们的专业能力来确保技术革命的顺利推进。起初,在“土洋并举”技术革命方针的指导下,各工农业战线生产效果显著。可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再加上“土”和“洋”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概念与方法,地方上对此难以权衡,进而出现了“土洋之争”的局面。为保障日后技术革命的顺利推行,中共中央须在“土”“洋”之间做出选择。从国家层面来看,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援协定、召回援华苏联专家的行径,对中国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与此同时,作为技术革命新秀的国内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失去了光环。在这种情形之下,过去代表“苏联模式”、“苏联援助”以及“知识分子”的“洋”失去了优势。而代表“自立更生”、“独立自主”、“群众力量”的“土”逐渐占据了技术革命主阵地。从地方层面来看,进行技术生产活动的大多是未经过系统科学理论培训、缺乏一定专业素养的工农群众。但是在他们当中也不乏生产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正因为他们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而生产经验丰富的特点,致使各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更倾向“土法生产”。因此“土法生产”占据绝对优势,技术革命方针也转变为“以土为主”。不过,这一转向完全是迫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无奈之举。通过对中共技术革命方针的演进梳理,可以发现“土”“洋”移变背后,实则是中共领导人对技术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究其原因,一是受制于国内“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二是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在“土”“洋”之间做出的来回选择,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末,技术革命方针坚持“以土为主”,相比延安时期因物质条件落后,只能靠坚持土法生产来实现工业产品“全面自给”的局面不同。这一时期工业相对成熟,国内具备追求洋的能力。然而面对苏联方面的刁难,技术革命早已不是简单的经济建设问题,而是带有“赶超”世界大国的政治期许,是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虽然工农业战线的技术革命成绩不显著,但是国防军事战线上的技术革命确实是大放光彩。这恰恰说明特殊的时代环境下,技术革命探索之路注定是充满荆棘的、曲折的。落后国家要实现技术赶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朝着靠技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前进。在国际国内环境基本稳定、物质条件丰富的今天,我国众多技术已居于世界前列。